深海评 | 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时代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迫切需要。

　　2021年5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论断告诉人们，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传播的需求来说，这个新的时代方位，迫切要求通过建设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将中国在发展中取得的经验与世界共享，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形成惠及全世界的知识体系。借助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对外发声能力，让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惠及全人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加有效的贡献。

中国科兴疫苗运抵印度尼西亚。来源：scmp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当下而言，也是为应对新冠疫情这一人类共同威胁贡献中国智慧，所必须达成的目标。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经历深刻变化，以新冠疫情为典型代表的新型全球风险，对全球治理以及各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历史地看，国际体系的变迁从不是一个均衡、对称的过程，冷战结束三十年来，国际体系的变动更多地体现在客观力量对比层面。在以国际传播为典型代表的国际体系的上层建筑，尤其是话语权力结构与观念知识结构的层面，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主要还是冷战结束后早期由美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为主的传统结构。在全球范围，就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宏观结构来看，普遍存在认知观念相对滞后，无法有效适应客观存在高速变化的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西方主流媒体在认识和理解新冠疫情的危害，探究新冠疫情的有效应对方法等方面，继续试图使用，甚至是滥用自身在话语权和国际传播领域的既有优势，篡改信息、扭曲认知、歪曲事实、转移焦点，并且已经在事实上对全球新冠疫情风险的应对等问题上，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要扭转这种局面，确保有效的抗疫经验可以准确地传播，务实的抗疫合作可以有效的开展，必须的抗疫政策协调能够稳健推进，需要中国全面提升和完善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从而确保更好地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为共同应对新冠疫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共享更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迫切需要。冷战结束之后，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凭借美西方在国际传播能力上的传统优势，客观上影响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冷战后全球相当数量议题的发展进程。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观念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有效适应当下的需求。2020年4月法国《观点周刊》在采访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美国的福山教授时，福山自己承认：“现在看到的新自由主义的彗星之尾。它已经死了。”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是要全面向世界阐述和介绍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同时，有效阐述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深刻理解；进而在此过程中，将中国在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实践经验和成功案例，进行有效的传播，为其他国家创造性地寻求符合自身特点的解决方案，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与完善，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对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拥有相对比较力量优势的大国而言，都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中国，必须勇敢面对挑战，坚定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朝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坚定前行。

　　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

　　撰稿 沈逸（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编辑 深海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