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木兰：无尽的思念

　　无尽的思念

　　董木兰

　　我是在2015年12月20日早晨9点左右，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是我的表弟金成基打来的，他退休前在《光明日报》工作，是《博览群书》的主编。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赶快打开电脑邮箱，有董亦波（我的三哥董乐山的独生子）从旧金山发来的邮件。邮件很简短：“今早碧雅告我，康复中心早上发现二伯（董鼎山）趴在那里，没有呼吸和知觉。急救人员抢救后心跳稍稍恢复，但是送到医院后已经没有办法。医院诊断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邮件中提到的碧雅，就是鼎山唯一的女儿。

　　我听闻这个突然的噩耗，心里很悲痛，但没有大哭。金成基的妻子忆云在电话里安慰我：“木兰，这是喜丧。他没有受什么痛苦，也没有因病长期卧床不起而折磨自己或他人。这对高龄的他是解脱，对他的女儿和我们亲友也是解脱，现在大家都解脱了……

　　的确是喜丧。一个多月前，他在纽约家里凌晨3点多入厕，没有拿平时不能离手的拐杖，摔倒在地，昏过去了好久。在家24小时护工发现后，立即打电话叫来了碧雅，一起送进医院。因为不见明显外伤，医生草草看了说没有事，就让回家了。可是他在家依旧疼痛，不能动弹。不得已，第二天再去医院，这次做了全身仔细检查，发现左臂脱臼，髋骨骨折，留下住院了。脱臼的问题比较好解决，而髋骨骨折必须手术。这些情况，都是亦波发邮件来告诉我。而这期间近一周我却联系不上鼎山，我发邮件给碧雅也没有回信。后来我终于知道了，手术后他被转入康复中心做康复治疗，我也得到了他在康复中心的电话号码。我立即打电话给他，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大哭起来，说：“我在这里天天等于是在受刑，我全身疼痛，不能动弹。我要坐马桶，要由两个黑人壮汉护工用力压下才能坐下。天天逼我在器械上做康复体操，我这么大岁数了，又有伤痛，哪里能做得动？我在受刑啦！受刑啦！”缓了一口气，他要我“以后不要来电话了，我去拿电话也会疼痛难忍。我也告诉了所有来电话慰问的亲友，暂时不要打来电话了。”他哭着大叫了一声：“木兰，我在受刑啊！”便挂断了电话。

　　这是我们兄妹俩的最后一个电话，不几天便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亦波曾在鼎山手术后发邮件来说，预定安排他在1月7日出院回家休养。我曾很担心他回家后怎么办？他受着疼痛难熬的折磨，不能行动。虽然自去年5月妻子蓓琪去世后，就雇了24小时的护工看护，然而好多事还是得他自己做，比如找一本书看，比如写作等。我后来想到，如果那晚他叫醒护士扶他入厕，哪能发生摔倒的事故，哪能会引发随后的恶果……

　　我们一家曾于2015年5月去纽约看望他，很可惜我们晚了4天，没能与蓓琪见最后一面。鼎山当时正处于刚丧妻的极度悲痛中，好在我们给他劝慰，给他带去国内家人的殷切祝愿，带去那几位与他长期交往的国内报刊编辑们的期盼，很有效地缓解了他的悲痛。而且几天后，当我们与他告别时，他已经很确切地表示，他要兑现对妻子的承诺，要尽快再拿起笔来，为喜爱他的读者继续写作。毕竟他一生的最爱，就是读书和写作。

　　同年10月，我的儿子、女儿和小孙女利用国庆假期又去纽约看望过他。他们发来微信和照片，鼎山的精神和气色，比5月时好多了。他的胃口也很好，新写的文章也出现在美国和国内的报刊上。我和国内的家人们，都舒了一口气，我们都希望他还有相当长的日子，还会继续有作品问世。

　　我平时和他通话最多，也许只有我最知道他在丧妻后的心绪。其实，从妻子病倒以来到他去世的这半年多，他是在前所未有的心痛、身痛、悲哀、思念、寂寞、孤独、无助、无望、无奈、无力、纠结、煎熬中，勉强支撑地活着。

　　为了减轻他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我们曾给他一些资助。因为，虽然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们夫妻的平常生活开支，然而要额外支付每天高达200美元的护工费，对他确是相当困难。我为这件事很焦虑，我和老伴以及子女商量后，都愿意给他资助。可是他又是个清高的知识分子，不肯接受馈赠。我们便劝说他先接受我们的资助，可用他在国内常有的稿费收入来“抵消”，这样他才接受了。我们想到，这也是我们对他的回报，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他曾通过与我国有通邮通汇关系的瑞典和香港地区的亲友，给我们寄送过许多食品、衣物和美元支票。

　　到今天为止，虽然我心里为他的离去非常悲痛，每夜我都会醒来思念他而无眠到清晨。但是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过。因为我想他是如他所愿在没有痛苦中突然离世，他们这对中外结合恩爱相伴一生的夫妻，只分别了半年就到另一个天地再聚首了。所以我又为他感到欣慰。

　　我最敬爱的二哥，我永远怀念你！

长夜（油画）郭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