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的版本

　　由《飞鸟集》新译本想到的……

　　韦泱

　　一部《飞鸟集》新译本引发的激烈争论，已超过了翻译界的范畴。这在当下的中国译界，似乎并不多见。对于外国经典著作，有多种译本，让读者有多种阅读选择，这本身是件好事。至于译者的风格、水准，见仁见智应由读者来评判。但无论翻译与出版，若仅为利益所驱动，那就不足为取了。

　　作为旧书爱好者，《飞鸟集》是我接触较早的中译本之一。泰戈尔诗歌《飞鸟集》最早的中文版由郑振铎先生译出，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22年10月。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泰戈尔自己译成英文的诗歌中文译本，译本标为“太戈尔诗选一”（今通译泰戈尔），因郑先生第二年又翻译出版了《新月集》，作为“太戈尔诗选二”。到1933年的十余年间，《飞鸟集》先后印过五个版次。1947年作为“新中学文库”之一种，又印了一版。在初版《飞鸟集》前面，郑先生写有不足两百字的短《序》，他说：“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太戈尔此集的影响的。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郑先生有感于当时新诗兴起不久，写诗者大多小心翼翼，未敢长篇巨制，只是先从短小的诗进行新诗尝试，一时小诗盛行。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登载这类小诗甚多。于是，他便着手开始翻译小部分《飞鸟集》中的小诗，后又在杭州西湖畔，完成余下的大部分译稿。此事得到当时文学研究会青年诗人叶圣陶、徐玉诺的激赏和支持，他们帮郑仔细校阅全部书稿后，“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郑深为感动并在《序》中致谢两位好友。1925年3月，商务印书馆把他译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合二为一，出版小开本的《太戈尔诗》一书。

　　1956年7月，《飞鸟集》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版本，郑振铎为此写下《新序》，开头便道：“我那时候只选择了其中为自己所喜欢的和能够懂得的若干篇，有些不太了解或觉得宗教的意味太浓厚的，就都删去不译。但也译得不少，共译了二百五十七首，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就印成一本小小的书出版。现在，趁这个再版的机会，重新把我的译本读过几遍，自己发现有些诗译得不太好，甚至，有些译错的地方，便都把它们改正过来，同时，又把那时候没有译出的六十九首诗，补译出来。现在这个样子的新版，算是《飞鸟集》的第一次的全译本了”。郑先生还感慨说：这些短诗，看起来并不难译，但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诗，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最后，郑先生作了一个说明：原据的英文本共有三百二十六首诗，其中一首是重复的，删去后成为三百二十五首。可惜的是，郑振铎于1958年十月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飞鸟集》全译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种译本。郑先生的这个全译本，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重印出版。要补充说明的是，郑先生曾于1925年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撰写的《太戈尔传》，这是国内关于泰戈尔的第一本中文传记。

　　五十年代中期，冰心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另一部诗集《吉檀迦利》，又翻译了部分《飞鸟集》中的短诗，选入与石真共同出版的泰戈尔《诗集》一书中。冰心曾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他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我在1921年以后写的短诗《繁星》《春水》就是受他的启发”。

　　泰戈尔1924年曾访问中国。在我国抗战烽火燃起时，他曾猛烈谴责过日本帝国主义者。郑振铎为此充满感情地说：“他是永远地为了公道与和平而斗争的、我所熟悉的白发的诗人，他是那样地接近我们，同情我们啊”！

　　同样，在上海的老一辈翻译家中，曾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吴岩先生，于一九五六年曾先行译出泰戈尔的《园丁集》，以后一直执著于泰氏的诗歌翻译。一九九二年译成《飞鸟集》。他在此书《译者后记》中写道：“如果我的译本多少还有些可取之处，那是西谛（即郑振铎先生）对我长期教导的结果，我感谢他的在天之灵”。1995年，吴岩完成泰戈尔十种诗集的中译本，并写下译事长文《望霞听雨札记》，附在他的泰戈尔英诗汉译《心笛神韵》一书后，于1997年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首印即一万册之多。吴岩是我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一位翻译家。在他生前，我与他在病榻旁有过一面之缘，听他畅谈翻译的经验和乐趣。还要提一笔的是，年届九旬的沪上翻译家、藏书家吴钧陶先生，知我喜欢诗歌，且收藏文学旧版本，特地将郑振铎先生整整一个甲子前出版的《飞鸟集》赠予我，令我深铭于心。

　　郑振铎译《飞鸟集》旧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