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曾是我们的小世界

　　小编的话  脱胎于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生出一种特别的痴，无关乎现实意义的好或不好。当这个时代越来越快，遗忘变成了美德，记忆，就更加显得金光灿灿。时间越是不愿停留，我们就越是愿意怀旧……

　　车站

　　戴 剑

　　友人从美国回来，电话约我见面，来了句“22路终点站”就潇洒地挂了电话。临到出门，才豁然记起，他离乡背井快20年了吧，22路终点站？哪一个？他去美国之前，那部辫子车的终点站还在东大名路外白渡桥下面呢，如今虽说折入闵行路，不远，但那地方已经变得一天世界了。路宽了一倍，树没了踪影，摩天大楼平地起来，遮天蔽日，当然也遮了他的自信。等我接通友人电话，远远地就瞧见一个愣头青一样的归国华侨，从短短的一条青浦路懵懂地走出来，给我一个无奈的表情，接着没来由地就提出一个很是非分的要求：

　　咱们再坐一回22路吧？

　　再坐一回？从头到尾？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从头到尾。

　　然后，两个傻气又有些时髦的年轻人，就立在那个寂寥的站头。不是上下班高峰，偶尔有过路人瞧上两眼，大概觉得舍着旁边的地铁站不用，这两人估计也是闲得慌！

　　可从前的车站不是这样的。

　　慢悠悠个南京路 （陆杰 摄）

　　我在城市摄影师陆杰那里见过好些80年代上海车站与汽车的照片，黑白或者彩色的胶卷里，有那些关于等待的匆忙，这匆忙在爱幻想的脑子里大概也成就了许多故事。那时所有的车站几乎都是露天的，一根银色杆子竖起来，像是旗杆，顶部有一块牌子，记着站名与首末班车的时间。孩童时总觉得这牌子竖得太高，但大人却偏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天然的认字教材：“喏，你看，静安寺，要认得哦，下次再来考你！”于是，静安寺在27路的车牌上静躺了好久，我太小，根本看不见，只觉得那是何等遥远的一个地方。后来终于有机会去南京西路了，那是去一个老师家里学钢琴。妈妈带着我，从车站走下来，然后我发现在那站头，她好像变得不太一样。脚步轻了，声音谨慎了。教琴的阿姨住在锦沧文华旁边的小区里，妈妈讲那是上只角，想要不给人看不起，就得凡事慢慢轻轻的。再然后，我终于去了静安寺，那时，27路已经成37路了。

　　但车站与我的遗憾却远不止此。有一回我坐13路，去叶家宅爸爸的单位洗澡，买好票就睡着了，谁晓得半程就开始查票，我死活拿不出那被铜剪子戳过小洞的票根，结果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我赶下车。那是新客站的站头，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十一二岁的年纪，在站头哭了好久，结果还是同等一辆车的老人好心，帮我买了票，弄上了下一辆13路。这大概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吧。

　　也有柳暗花明的境遇，那是发生在我身上关于车站的最好的一件事情了。1993年仲夏，爸爸单位组织去沙家浜，厂方包了一辆大巴，在昌平路的某处上车。谁晓得我们一家三个“木太太”，到了那个临时车站，眼睁睁地瞧着大巴徐徐开出去。爸爸冲出去追，跑几步眼看要追上，索性脱了鞋子跑。妈妈跟在后头大叫。但车终究也没有停。我最慢，不过瞧着那情景着实好笑——一个赤脚大仙，背上还有一顶草帽；一个瘦弱女人，手里提着几个竹篮，慌乱地在街头奔走，连闯几个红灯。没有比这更结棍的父母了，我在后头光顾着崇拜了。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个喘着粗气在那临时站头擦汗，然后决定自费去普陀山避暑。一块用毛笔写着“员工上车处”的硬纸板在夕阳里头晃荡，像是放肆地笑着，我们也在笑，好像已然到了别处。

　　同追一辆车，三个人，这样的日子怕是以后没有了。就像我跟“归国华侨”的这次电车之旅，不单原来的车站找不到了，东大名路两边的弄堂全成了废墟，待到车驶入长阳路，他惊得差点跳起来——“路好宽！整整宽了一倍”！他不停地慨叹。我说只是可惜了原来那些树，比不得房子还可以原拆原建。树挪死嘛。

　　开到终点站，车上的位子从未坐满过，路过一个个车站，大同小异，鲜有候车的人。我瞧得出他的失望，不免想起有次去广播台做节目，我们这些70后80后霸占着话筒，讲着孩提时被父母的自行车荡着或被他们的手牢牢钳着安坐于电车上，在这座城市东逛西走，最终那些车站都成了我们的小世界，就着它接近茫茫尘世，却染不了一丝尘埃。可在场就有90后直言，他的童年是在副驾驶座度过的，一样穿行于万丈红尘，却快过我们许多。

　　是啊，这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实在是脱胎于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会生出一种特别的痴，无关乎现实意义的好或不好。那痴被记忆镀了一层金色的光，这辈子怕是也洗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