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谁能托

　　小编的话  演员扮了疯子，能够演得像、演得像；画家成了疯子，竟然还在画、还在画……艺术在残破的躯体中迁延着、迁延着，看上去坚韧，实则无助。生命必将磨灭、灵魂终会消逝，那么此刻的艺术、此后的艺术，问谁能托？

　　问谁能托

　　胡晓军

　　孤儿无计深藏，倍思量。忍痛换将亲子献豺狼。 万人唾，胜刀剁，俱承当。岂有不遭冤屈是忠良？

　　这阕《相见欢》，是看了《赵氏孤儿》后填的，但不是马派京剧，而是赵氏越剧。2005年初夏，赵志刚推出越剧《赵氏孤儿》，饰演主角程婴。越剧史上，似此钢骨铁血的戏从未演过，观众反响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我看了，也觉得不像越剧，而是话剧方言对白与越剧演唱的黏合体。下半阕“万人唾，胜刀剁，俱承当”，明里是赞程婴顶着百姓唾骂，忍辱抚养赵氏孤儿长大；暗中是指观众发的许多责难，都由赵志刚一人来承担。虽然程度夸张了些，钦佩之情却更强，一并归结为“岂有不遭冤屈是忠良”。我心目中的“英雄”，不仅是非常之人，更包括能做非常之事的寻常之人，就像程婴。

　　《赵氏孤儿》演罢，开过一个研讨会议，我就是在那次会上认识赵志刚的。那年他四十方出头，正是一个男子从感性为主向理性为主、从仰望别人向平视别人、从学习思维向创造思维演进的阶段。作为演员，这正是演属于自己的戏的最佳时机。我心目中的“自己的戏”，不仅是原创的，更包括所有能达成自己心愿的，就像《赵氏孤儿》。

　　我在会上说，一个演员，当然必须赢得观众的认可，不过当有条件的认可变成无条件的认同时，他既是幸福的，又是危险的。因为观众的热爱变成了溺爱、宽容变成了纵容，会令他沉湎于此、腐朽于此。此时，故意做几件观众不喜欢或不那么喜欢的事，是必要的。这番话其实是从他的开场白引申而来。赵志刚先是谦逊地说自己排演《赵氏孤儿》，心中无底，只想着为越剧拓宽一点戏路；后是说他的老师正是这么做的，他只是继承了前辈的创新精神。此言不假，第一个黏上胡子唱戏的越剧小生，并非赵志刚，而是尹桂芳。

　　我在会上还说，越剧之园名花满目、佳丽成群，赵志刚置身其中，无论性别还是演艺，其孤独心情犹如另一个赵氏孤儿。正因生怕被阴柔所淹没，他才会如此地追新逐异，且专找阳刚硬汉来演，可以说在他对表演技艺的追求中，包含着对性别认同的追求。也可以说别的演员只有“艺术”一种动力，而他却有“艺术”与“性别”两股劲头。会后他找我交换了名片。

　　四个月后的初秋，我又去看了《藜斋残梦》。《藜斋残梦》是演“中国梵高”沙耆的人生。所谓“中国梵高”，一指其画里有梵高之风，二指其脑内有梵高之疾。沙耆是宁波沙村人，青年时代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得徐悲鸿的推荐，告别新婚妻子远赴欧洲深造，临走相约三年归来。到了欧洲，沙耆声誉日隆，不仅多次参加国际画展并斩获大奖，其名作《吹笛女》更为比利时皇家购藏。十年倏忽，音讯杳然，当沙耆因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回故乡时，斋阁空寂，妻子无踪，只遗订盟香巾一条。沙耆心境愈发沉郁，在半狂半癫、半梦半醒中作画不辍，直至辞世。戏近尾声，看着舞台上主人公披头散发在一片柳绿花黄中奔走，我的心与赵志刚的粉丝们一起疼起来。不同的是，他们疼的是赵志刚，而我疼的是沙耆。演员扮了疯子，能够演得像、演得像；画家成了疯子，竟然还在画、还在画……艺术在残破的躯体中迁延着、迁延着，看上去坚韧，实则无助。生命必将磨灭、灵魂终会消逝，那么此刻的艺术、此后的艺术，问谁能托？有人想到梵高，但我独念起了陆游，念起了他的《钗头凤》。

　　牵酥手，伤离酒，雾迷津渡沙村柳。牢窗恶，婚纱薄。三年叮嘱，十年萧索。错、错、错。 乡音旧，斯人瘦，笛声寒彻秋衫透。香巾落，空斋阁。痴情奇画，问谁能托。莫、莫、莫！

　　我和赵志刚见面很少。后来他离开上海去杭州，相逢就更少了。有位朋友，偶然听说我认识赵志刚，顿时兴奋莫名，再三央我去求他的签名。那只差没有下跪的恳切，令我实在无法拒绝。

　　半个月后，赵志刚来沪办事，开着崭新的凌志来到我楼下，大叫：“晓军，下来！”本想一纸签名而已，岂料他居然带来一大堆——一张出版不久的《蝶海情僧》光碟，一卷首演在即的《倩女幽魂》海报，一本刚刚印好的赵氏剧照台历……更有一幅他的休闲照片，背后写着我朋友和他的名字。

　　我对明星向无兴趣，对追星更是不屑。然而，当赵志刚一件件地递到我手里、一件件地解释其中内容时，我霎时间明白了追星族们的心思，更从内心腾起一股求他签名的冲动。我的嘴唇翕动了几下，终没有说出口。

　　他将自己的年华和才华、心意与情意，都托给了越剧。而他的追星族们，则将他们的所有托给了他。

　　那么我呢？我的年华和才华、心意与情意，问谁能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