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熟人之利弊

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去熟人化”的过程，即逐步实现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从熟人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等等。

　　熟人之利弊

　　陈世旭

　　单位有个作者从基层调入，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唯户口不得落实。一遍遍地跑，答复都是要成批统一批准。至于何时成批，一批数量几何，不得而知。半年之后，该作者偶遇一熟人，那人一个电话，当天就办妥了。还有位司机朋友，单位后门是条单行道，他却往往逆行。问他何以毫无顾忌，他说管那条路的协警是他发小。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此做过详细的描述：人们按亲疏、内外、生熟，区别对待与之交往的不同对象；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更有专家说“中国式社交”的本质特点就是“熟人社交”。虽说如今社会变化甚大，但传统的遗迹仍在，规则意识尚未成为民众的内在品性，背景和关系仍是为人处世的重要途径，人们一旦有麻烦，一旦遭遇不公，首先想的是有没有“熟人”，能不能拉到“关系”。生人难办事，熟人好办事，人熟是个宝，关系就是生产力。

　　“熟人”在词典上是指人与人之间“因经常接触而知道得清楚或有较深的印象”，社会则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细想起来，“熟人好办事”也是人之常情，尤其在中小城市，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照和帮助还会有利于增加亲情与和谐。

　　然而，说“熟人社会”是“后门社会”也并不过分。“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感情的深浅，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实现实利目标。如此“熟人社交”难免会演变成“熟人病态”：弱化法治功能，淡化竞争激励，加剧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等等。说“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最终会腐蚀法治、摧残市场、瓦解和谐，并非危言耸听。

　　当然这些关乎国家社会的大局，我们一般人过日子未必总会想到，但即便是个人，凡事都以为熟人好办，也不见得。有时候熟人不一定就能带来利益，相反，可能带来成本上的过度支出。

　　很多年前我住在小镇，要结婚了，省城的亲友送我一个三门衣柜，找了一个开公家小货车的熟人运来，省去了从铁路挂零担的费用。我满心欢喜。那时候的日子很紧巴，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做两爿花。

　　三门衣柜运来，司机带了一个副手，加上我那亲友，共三人。我和爱人当时还分别住单位宿舍，只有在镇上的旅店安排他们住宿。第二天司机提出上庐山——小镇就在庐山脚下，我奉陪，门票，吃饭，一路买单。司机很体谅，说几个主要的景点跑到就算了，不多呆了，下午把我送回小镇，他们连夜回了省城。够辛苦的了。回头一算账，我的花费比从铁路跑零担多了三倍以上。问题还不只是多花了钱，从此，不论是我还是我那亲友，总觉得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我们无职无权，永远也给不了对方相应的帮助。虽然人家未必觉得你欠了他什么，但自古人情大似债，你自己会觉得放不下。背着债务过日子，见人总要弯腰，堆笑，很不是滋味。

　　其实，生人不一定就不如熟人。有人专门做过研究，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成功者的人际链，比不成功的更倾向于选择专业人士，而不是亲友。因而进一步提出，当前中国应当实现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去熟人化”的过程，即逐步实现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从熟人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等等。

　　是不是这样？因为对理论无知，我无从判断，但我愿意接受。并且从最细小的事情开始做，比如，出差到大城市，出了车站或机场直接就去排队搭出租车或机场大巴。即便同行的人说，等等，我让熟人来接，也每每婉谢。不是故意拂人好意，甚或自命不凡，而是极力杜绝凡事依靠熟人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