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敏：永远的忘年交施宣圆先生

施宣圆先生，是我的忘年好友，亦师亦友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交往日增，家人也都很熟悉，也算通家之好了。他是一个乡情乡谊特别重的人，家乡的人和事，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他是泉州人，经常奔波于上海、福建两地，积极为家乡经济发展、文化事业繁荣献言献策、牵线搭桥。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泉州市组织编写了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丛书《泉州文库》的出版，并交由我担任社长的辞书出版社出版。经由他的介绍，我们还和全国第一家县级日报一一《石狮日报》进行了合作交流。《石狮日报》的老总余光仁先生，是施先生的老朋友，是一个非常有经营头脑的资深老报人，他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县级日报同时，又创立了收藏界的第一张日报——《收藏快报》。施先生利用他丰厚的人脉关系，为《收藏快报》献计献策，推荐了文博收藏界的很多专业人员。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濮茅左先生、顾行伟先生，包括我等，都成为他们的专家库成员。报纸办得风生水起，在收藏界非常有影响，很好地推进了当地乃至全国收藏文化的发展。

本世纪初，随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考察绍兴博物馆，浙江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左二）、张晓敏（左三）、施宣圆（左五）、马承源（左六）、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佩芬（左七）、马夫人（左八）

施先生热爱他的家乡，也同样挚爱着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复旦的”。既是一种自豪感，更多的饱含着对母校的一种感情。他出生于福建泉州的农家，复旦的求学，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毕业于上世纪60年代中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文汇报，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记者，阅历十分丰富。我上世纪80年代中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当时施先生在文汇报理论部，我在出版社，偏重学术出版，因此工作时有交集。当他知道我也是他的系友，更多了一层亲近感，有机会不忘记我，经常向人介绍我这个小师弟。文汇报理论部，当时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镇，参与推动了很多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当时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史研究热，施先生编发了很多有分量的重头文章。为了做好中华文化的普及，他还倡议开设了《中华文化之谜》专栏，推动了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热情，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名家大师来写小文章。他也积极鼓励年轻人撰稿。像我这样的年轻编辑，不少也成为了这个专栏的作者。我也因此写过几篇诸如《甲骨文发现之谜》之类的小文章。文汇报的学术影响，加上施先生本身的学术造诣，又热心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奖掖先进，提携后人。因此，团结了很多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像著名的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茅家琦先生、金冲及先生、杨天石先生，西方哲学史家汝信先生等等，几乎当时历史学界的重要学者，都是他很熟悉的作者和朋友。经由施先生介绍引荐，我也因此结识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把他们发展成为了我们的作者。他们的很多著作也就在上海出版，像杨天石先生主编的《百年潮文库》，汝信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等，都在我担任社长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些有分量的著作出版后，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施宣圆（左）与张晓敏（右）当年在绍兴咸亨酒店前合影

2000年，是复旦大学建校95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施宣圆先生情牵母校，总觉得应该为母校做点什么。当时，出书难、出学术书更难。施先生利用他丰厚的人脉关系，积极奔走，广为发动。让历史系中的校友，一起参与为母校出钱出力。经由他的努力，时任闸北区区长郭天成，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王鹤鸣，复旦傅德华老师等很多系友都参与进来，终于在校庆前夕出版了一本全面反映历史系建系75年来几代学者的学术成果。限于篇幅，选送他们每人一篇有影响的代表作，取名《笃志集——历史系75年论文选》。纪念文集取名《笃志集》，出典于《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也是复旦的校训。在这里，“笃”者，忠实与执着之调也；“志”者，志向与抱负之意也。历史系7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既属于那些矢志不渝、终身为历史学而献身的人。也包含着70多年来培养出的那些像施宣圆先生一样，执着于事业，饱含家国情怀的历史系系友。

上世纪90年代初，郭店楚简惊世出现。一批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化原典重见天日，在考古学界乃至历史、哲学等文化学界，引发关注。人们惊诧于出土竹简内容之震撼精彩。不久我听说，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一批可能同样出土于荆楚大地的战国楚简，这燃起了我强烈的出版冲动。但当我与上海博物馆有关朋友联系时，得知这批简牍准备在中央某专业出版社出版，有点失落，于是找到了施宣圆先生商量。我知道，施先生采写了多篇有关上博楚简的文章，与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也十分熟悉。施先生听后一口答应，很快帮我联系了马承源先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丛书

我和施先生来到马先生办公室，马先生对这批竹简如数家珍，向我们介绍了收藏抢救的经过，说这批竹简的入藏价值，超过建造一个上海博物馆。但说到出版，他如实告知，确实已经与某中央专业出版机构签订了合同。从上海博物馆出来，我有点沮丧。但施先生认为，我们还可以争取，他与马先生的助手陈佩芬副馆长、濮茅左先生也十分熟悉，可以一起争取。陈佩芬副馆长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濮先生是甲骨文专家，他们都参与了上博简的整理。陈佩芬副馆长、濮茅左先生认为，如果我们做出能令马先生他们满意的出版方案，机会还是会有的，因为当时文博学界的出版物，都有国家文物局专项资金的补助，然后交给某专业出版社出版。出版形式固定，也相对传统。我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对已有的著作的出版，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大胆的方案。第一，不要博物馆申请的国家文物局专项出版补助经费。第二，高规格出版，简帛读书开本用大的八开本，彩色印刷，竹简尽可能放大，直到字迹不虚化就好。当我带着助手秦志华等把样书放到马先生他们面前时，他们被我的诚意和设想打动了。我清楚记得，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第一次出版时，全世界各地的很多专家学者，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在第一时间得到此书，真让我体会了一把洛阳纸贵的感觉。此书出版后的出版座谈会分别在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召开。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盛赞此书的出版。竹简放大，让他们这些视力不好的老先生，立即能辨别字形从而释清字意。90高龄的著名书法家翁闿运激动地说，简帛书法的重现于世，是当代书法家的幸事，让我们看到了2000年来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战国书法，从此，我们不仅仅可以练柳体颜体，更可以练简帛书法。因为战国竹简重大的学术价值，加上这种大胆创意的出版，大大拓展了此书的读者群。很多书法家，也加入到了读者队伍当中，从而使这本看来极其专业的小众图书也实现了社会与经济双效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的出版，让我们与马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施先生又乘胜追击，积极说服马先生整理出版他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成果。此后又相继出版了马承源著《中国青铜器论集》，修订再版了由他主编的国家文物教材《中国青铜器》。这些著作出版后，我们在瑞金宾馆，为马先生系列著作的出版，开了一个小型的出版座谈会。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和时任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都出席。三个馆长齐聚一堂，现在看来也是个缘分和一段佳话。

如今，施先生所做的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但他魂牵梦绕的家乡、深深挚爱的母校复旦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受惠于他的亲朋好友更会永远将他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