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 | 从单放机到双卡收录机

　　斑驳的岁月，凝结了不少故事。那些动听的音乐，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和回忆。

　　大扫除整理物品，意外发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买的一只三洋牌单放机，真是喜出望外，抚摸机子，恍惚回到了青葱岁月。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街道团委工作，一只笨重的转盘式录放机引起了我的好奇，两只磁带转盘汤碗那么大，放出的《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再见吧，妈妈》竟是那么委婉动听，从那时起，我对录音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初，弄堂里有人捧着一只日本三洋牌单放机坐在家门口炫耀。别看它像块砖又似一只饭盒子，放出的音乐要比那台转盘录放机好听多了。我心里想着，哪天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单放机有多好啊。于是，省吃俭用，尽管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0多元，还是咬牙拿出了全部积蓄200多元，托了好多人才弄到一只二手的三洋牌单放机。这是我的第一件“奢侈品”。它没有收音功能，只能放一盒磁带，用的还是电池，就是在这个单放机上我听到了许多歌，尤其是邓丽君，百听不厌。从小听惯了激扬的进行曲，一下子听到这样甜美的声音，是一种从来没有的新鲜感。这个其貌不扬的单放机，也引来弄堂里很多羡慕的人，来我家听歌的同龄人络绎不绝，有人还端着饭碗站在我家门口，让我放《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还有叶佳修的《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

　　没过多久，放音机升级了，先是有收音功能的收录机上市，后来又有可以自行翻录磁带的双卡两喇叭的收录机，再后来是便携式四喇叭收录机，谁家有这样一台收录机是很“扎台型”的。马路上常有时髦青年，烫了只爆炸头，留着长长的鬓角，戴副深色的“蛤蟆镜”，为了炫耀其眼镜是进口货，吊着的商标遮住了视线也不愿撕掉。上衣是尖角领的翻领衫或花衬衫，下面穿条喇叭裤，脚蹬火箭头皮鞋，一手夹根万宝路海绵头香烟，一手斜拎着四喇叭的收录机，把音量调到最大，随着音乐节奏，在马路上或弄堂里晃叽晃叽，时不时地还要跳出个舞步。也有的潮男，穿件长风衣，梳着飞机头，把衬衫的大领头翻出来，肩上扛了只大大的四喇叭收录机，一路走一路放着邓丽君、凤飞飞和张帝，招摇过市。这种腔调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一度却是最时尚的造型呢。

　　我还记得江苏盐城无线电厂出产一款叫“燕舞”牌的双卡收录机，广告占领了央视的黄金时段，大江南北、千家万户被“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广告深深吸引。就是这个国产机，也要半夜三更去排队购买。我却对三洋双卡双喇叭的收录机情有独钟，一天，终于下定决心，问哥问姐问同事借钞票，凑足了530元钱，又用儿时就收集的部分“文革”邮票与人换来了20余张侨汇券，终于在南京东路的上海华侨商店，拎回了我心仪的宝贝。银光闪闪的机身，一排随着音乐节奏不停闪烁的红色指示灯，赏心悦目。一路上，路人那羡慕的眼神，让我有点“神兜兜”的。我让姐去布店买回红色天鹅绒，做了一只大罩子，倍加爱惜。为了快点还掉借款，我几乎天天夜里在街道代人值班，为的是七角钱的值班费，省吃俭用两年多才还清。

　　弄堂里也有人家买了进口双卡收录机的，一旦谁有了新歌，特别是电影歌曲，我马上会带着TDK磁带去转录。同事间谁买了歌手的原声带，大家也都会问他借来翻录。为了防止磁带被人不小心消磁，我用笔尖将磁带底的小孔塑料片戳掉，这样就可以杜绝歌曲被抹掉了。为了保护磁头，隔三差五还要用酒精去清洁。

　　斑驳的岁月，凝结了不少故事。曾经的进口收录机早已不再是奢侈品了，那些令人向往的品牌也多销声匿迹了，可那动听的音乐，却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和回忆啊。（陈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