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 | 花山寄情

　　清幽的风景背后，是另一个由诗文和传说构成的奇观。

　　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曾提出在山水画中当遵循人能在其中“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画理。画者在山水画的布景中会考虑人的因素，而一旦踏入现实中的山水，这样的思虑便会面临有心和无力之间的彷徨——人们常常愿意记录自己的 “到此一游”，但自然的无限乃至冷漠，总是显出人的渺小。只是人们又总爱耽溺在这样的彷徨之中——在征服的快感和茫然的无助之间，世人在天地间的位置渐渐明晰。

　　苏州城郊的花山，并不广为人知，但独得清幽之色，因此倒显出世人在山水间自处的一番典型姿态。山并不高，不过四百余丈，却玄机四布——本来，抵达终点并非向上的唯一动力，沿途的景致才是决定此行意趣的机杼。入得山门，便见“华山鸟道”的摩崖石刻，一路往上，“隔凡”“洞天”“除尘崖”“宿坠”“云屏”……历代各色人等到此，总是乐于留下手迹。而为后世熟悉的康熙、乾隆，也多次游览，多次题诗。

　　这不仅是出于记录此行的意念吧——卡尔维诺曾经谈到，有旅人爱收藏自己在世界各地得来的沙子，而所有的收藏都是一部日记，“记录自己转瞬即逝的狂热”，也“将自己的存在之流变成不易消散的客观存在，将连续的意识之流凝结成书面文字的晶体”。而这些在山石上留下痕迹的前人，是将自己镶嵌在了山水之间，他们瞬间的意识与山石同化，记录的是他们与自然的对话。他们纵情于与自然的交流，并邀请后人的加入。于是，面对这些自然景致以及前人遗迹，后人会陷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恍惚。并且，在那样的山水之间、沉静之地，这种陷落不可抵挡，足以诱惑人调动自我的潜能靠近前人所感知到的诗意、美感和慨叹。这种靠近不只是还原，更是重建。因此，当见到“布袋石”、见到山石上“且坐坐”的字样，会有自然的亲近之感——人生实多负担，背上的包袱不如就卸在此地，暂且一坐一歇吧。尽管这包袱里装的货色一定古今有别，但无疑同源于人之根器。

　　再往上，有接引佛，有翠岩寺，有怡泉……诸景静默以待。而山顶的莲花峰，近观其石上宽下窄，远观凌空，似倾非倾，就此巍然独立了千百年。每及此类奇景，民间传说便更添其异彩：“相传观音菩萨由南海普渡来花山修道，足踏千叶莲花，留峰顶成莲花峰。登莲花顶，可许愿祈福。”自然景致，又被引向了世间的实用法则，许愿祈福，最实在却也最虚妄。登顶途中可见“御碑亭”——将康熙的诗二首和乾隆的诗一首刻于碑上，供于亭内。即便如此殊待，身处其时其境，会顿觉帝王与那些留下痕迹的先人并无二致——同样有血有肉，面对的是如出一辙的景致和现实。人迹与自然间所形成的对垒和悖论，在登顶远眺的那一刻，泛出通达的灵光。

　　登顶后总不愿原路返还，于是便可路遇“支公洞”，据传东晋高僧支遁曾在此开辟道场，修炼成道。于是难奈好奇，偏要进到这狭促的山洞里，留下的却是这样局促阴冷的山洞如何栖身的疑惑。这当是支公身上传奇色彩的一处支点。据说，花山曾是明末遗老的聚居之处，有着“就隐山”的别称。这样的传统，在现在山下修建的“花山隐居”之所可觅遗踪。只是，那是精致可人的旅人居所，不复山野凛冽的粗犷。

　　旅行是为了逃避现在、体验别处的生活吧，而因为有着预知可以归来的底线，也就失却了未知所踪的惊险，这险中有喜有怖。但隐居，则需要一份与现世断然隔绝的气度和毅力，要接受山水的可亲，也要意识到它的崇高和冷漠，像里尔克说的：人在不理解自然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它——“当人觉得，它是另外的、漠不相关的、也无意容纳我们的时候，人才从自然中走出，寂寞地、从一个寂寞的世界”。所以，支公的隐居洞并不曾要融入这沁人心脾的山水之间，反而显出艰涩、相隔的意味，这当是因他怀着敬畏之心参透了真正的自然之中遍布着人力的不可控。这个渺小而寂寞的山洞，是人生的巨大隐喻。

　　归来翻看资料，发现自白居易起便有着大量吟诵花山的诗文；黄公望等名家也曾以之入画，而清代归庄更是言明：“花山固吴中第一名山，盖地僻于虎丘，石奇于天平，登眺之胜，不减邓尉诸山。”想想，自己去往苏州那么多次，视线确实被天平、虎丘、灵岩所遮蔽了，若非友人相邀，居然不知此处胜景。而在景致之外，耐人细品的还有这些前人留下的痕迹，不管是山间的石刻，还是尺幅之间的诗画。帕斯捷尔纳克说：“诗人的传记，存在于读他诗作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里。” 同样，花山上的这些前人遗迹，是他们人生经历的别传。后人每每与之邂逅、对视，都会催发出它们新的意蕴，延续它们的生命。它们犹如底片，等待时间的一次次冲洗，随后，不同个体、不同时代的身形在其上慢慢显影。

　　就这样，在野趣和人文气的浑然中，花山拥有了自己不同的景深——清幽的花山背后，是另一个由诗文和传说构成的花山。它浓缩了时间，延续起“一时之性情，万古之性情”的广泛人性，更渐渐化成一面棱镜，照见古今的岁月。（来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