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一同成长，外事翻译是这样炼成的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60年前的今天（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向中国留学生讲话，留下了这段经典语录。一代代新中国外事翻译工作者在锤炼中成长。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我经历了30多年翻译职业的人生历练，往事就像掠过海面的风，留下浩瀚无边的人生故事小小浪花。

用努力“化敌为友”

1989年冬天，我调到新单位从事日元贷款项目工作。主要任务是担任项目咨询口译和笔译工作，但我之前只做过笔译，从未做过口译工作，而且不懂信息技术，因此专业技术口译能力较差。由于缺乏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知识，我光靠死记硬背专业词汇一时无法胜任工作。而当时项目工作急需用人，根本没有先培训后上岗的机会，因为咨询项目合同写明了双方交流语言由中方提供日语翻译，我只好硬着头皮临阵磨刀，上阵练兵。

偏偏最初负责日元贷款项目咨询检查评估的日方负责人，是个自大傲慢的人，喜欢吹毛求疵，双方会谈时的气氛总是比较紧张。这年冬天，在北京召开会议，这位部长不停地打断我的翻译，即使他明白了翻译意思，仍不断纠正我的用词，或者故意反问什么意思。他把双方的会谈变成挑剔我方发言的一种较量，借着翻译问题施压。我拿着技术资料的手都冰凉了，差一点儿甩手出门。但看到我方领导用坚定和蔼的目光示意我冷静，我强忍着放慢语速，坚持完成了整场翻译。

这场翻译下来，我为自己不过硬的翻译水平深感自责。在去往宴会厅的车上，中方项目领导让我坐在他身边，他用英语对那位日方部长说：“今天我们的日语翻译辛苦了，从现在开始我用英语替她翻译，让她休息一下。”我清楚地记着：那天晚餐时，我方人员全部用英语和日方人员对话，同事们还不时开玩笑地挑剔日本人的英语毛病或用词不当。

这次翻译任务之后回到上海，我给自己下了军令状：三个月之内达到流利口译水平，所有与项目相关的专业术语和技术讨论的翻译要全部过关。

正当我发奋努力不断进步之时，春夏之交，那位日本部长来到上海检查评估，当他得知我方单位计划派我作为中方翻译参加上海市项目考察团出访日本，急忙“建议”：本次考察必须使用了解日本信息系统的日方高级专业翻译，并向我方提出在项目咨询费中再增加一笔翻译费。为了顺利通过评估，我方领导权衡之后同意了对方条件。记得当时领导这样对我说：“再给你一点时间。下次决不让日本人敲我们的竹杠。”我只觉得一腔热血涌上了头，不知说什么才好。隔了一天冷静之后，我想明白了：“打铁还须自身硬”，只有依靠实力才能战胜对方；要战胜对方，首先要战胜自己。

我每天发疯似地阅读项目资料和技术文件，从硬件到软件，从项目咨询到项目管理，厚厚几大本资料，从头读到尾，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日语，再从日语翻译成汉语，翻来倒去，生生把专业词汇弄得滚瓜烂熟。白天处理完项目管理的其他工作，晚上做完家务，经常攻读到深夜两三点钟。只要有空，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朗读外文，新闻、函电、故事、小说、技术资料、会谈记录，什么都读，大声读……

不久，北京和其他外地单位主动来借我去帮助工作，我又去了哈尔滨、烟台、海南岛等地，担任过多场项目培训和咨询会议的翻译，得到了很多口译锻炼机会。慢慢地，我的出差待遇从坐硬座改为睡卧铺，后来又上升为乘飞机。1991年秋天，那位已离任的日本部长听说我方项目研修团正在东京学习，亲自驾车来接我和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去吃饭。轿车驶过著名的彩虹大桥，在桥下的一家西餐厅，他面带愧疚却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欢迎您来日本学习。”我也诚恳地回答：“谢谢您的招待，谢谢您当年的指教。”他一仰而尽杯中的饮料。窗外，彩虹大桥闪烁的灯光像璀璨的星河，向远方延伸，带走了尘世恩怨，留下一句名言在我心间旋绕：“这世间最好的‘报复’，就是运用那股不平之气，使自己迈向成功，以那成功和成功之后的胸怀对待你当年的‘敌人’，且把‘敌人’变成朋友。”

1991年作者在AOTS进修毕业典礼上接过证书

连续作战大考验

这年秋冬，我在东京参加了“信息系统设计和管理”的专业培训。回国之后，我不仅完全胜任技术翻译工作，还承担起项目咨询和项目培训等管理工作。从此，我这只小船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真正驶入涉外工作主航道，在百舸争流的岁月里经风雨、见世面。1992年6月，我随同上海市的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考察东京地区和大阪地区的政府信息系统。到达宾馆后，我忙着配合日方接待人员给大家分配住房，又在解散之前向代表团成员说明当晚和第二天的日程安排，还特别说明了日本宾馆服务项目的注意事项。当其他人员在自己的房间内稍事休息时，我忙着将大家的护照集中寄存在大堂前台的保险柜里，然后与日方接待人员确认当晚宴会的出席人员和座次排位，准备晚宴赠送对方的纪念品。日方的欢迎宴于当晚19时开始，宴会上宾主双方兴致勃勃，交谈不断，我认真投入，翻译不停，基本上没有吃到东西。22时许回到宾馆，我向大堂服务台交待好各房间的叫早时间，赶紧回房洗完澡，匆匆将次日的会议资料看了一遍，已是午夜时分。

1992年作者（前中）随团考察日本大阪府消防信息系统

第二天开始走访各考察单位。晚上大约21时回到宾馆，代表团中有几人要去街上逛逛，担心语言不通，便叫上我向团长请假一起出去。由于大部分成员是第一次到日本，白天公务活动日程很满，只能利用晚间出去走走，顺便买些东西。大家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问到哪儿，沿街没关门的商店基本都进去转了一遍，对各类商品的功能、价格做了一番社会调查。这一晚，我的嘴就没歇过。再次回到宾馆时，已近午夜，按团长要求给国内发回一份传真，整理了当天活动小结，睡下时已是半夜两点。

第三天仍是听取介绍和参观，从第四天开始交流讨论。经过三天多的连续翻译，这天我实在累了。从下午1点半开始，我的脑子中一阵阵空白，机械地译着，已晕晕乎乎不思索发言人究竟在讲些什么。每当快要“崩溃”时，潜意识中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坚持住”。我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涂擦清凉油，又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努力使头脑保持清醒。

当晚回到宾馆，团长下令我马上休息。我连澡都没洗就倒头睡去。正在酣睡，漆黑的夜里突然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惊得我腾跃坐起。电话中传来代表团一位同志的急促声音：他不适应日本喝凉水、吃生鱼片，夜里肚疼腹泻几次，问我能否搞到黄连素。这时已是半夜2点钟。好在我随身带了黄连素，赶紧起身给他送去。

安顿好这位，我又过了好一阵才慢慢睡去。恍恍惚惚间，一阵铃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努力睁开双眼，原来是床头的电话再次响起，床头柜上的时钟指向凌晨4点。是代表团的另一位打来电话：昨晚没有关闭电视，凌晨醒来发现电视机出故障了，担心赔钱。那时大家都较穷，出国没带多少外汇，他担心赔不起，想赶在大家退房之前让我协助处理掉这事。这时我已彻底清醒过来。我们一起来到大堂总台说明情况，经交涉，日方经理表示谅解，做了费用减免处理。

折腾一番后，已是清晨5点多钟，我赶紧回房洗澡，收拾行装。8点半离开宾馆，大家按行程计划乘坐新干线列车向京都进发。团长叮嘱大家不要打搅我，让我踏踏实实地睡上一大觉，因为到达新的目的地后，我又得像前几日那样投入新的紧张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陪同国内代表团出访，就像许多随团翻译一样，碰到以上情况是非常正常的。由于我那时缺乏工作经验，总感到紧张被动，不但心理压力大，体力透支也很大。当时，就是靠着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挺住，曾经受到的教育“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等等，在这时起作用了。

以后的几年里，经过多次出国“实战锻炼”，我逐渐摸索出在大工作量情况下如何保证体力精力以便连续翻译的工作方法。1993年—1998年间，我多次陪同我国代表团和外国代表团互访。

1997年作者（右2）随团考察日本关西国际机场，与日方接待人员合影。

外事翻译，经常会在工作中碰到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除了外语水平，是否具备敬业精神、工作作风是否过硬，都将成为衡量是否合格、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的年代，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培养出我们这代能够吃苦耐劳的翻译工作者。

译海无涯苦作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这些学习外语的年轻人都很勤奋，有的背词典，“悬梁”苦读；有的狠练口语，用坏了几台录音机。我也曾在盛夏酷暑把双脚泡在脸盆的冷水里降温，埋头抄写日本电影剧本原著。那时缺少外国作品原著来源，我们就听抄日本NHK广播，先把广播内容用录音机录下来，再一遍遍听写下来，经过反复校对，再把外语广播内容翻译成中文。工作之余，我废寝忘食地翻译日本小说和电影剧本。

1986年朋友推荐我参加《中外文艺家及名作辞典》编译工作，这本辞典的坎坷出版经历令我难忘。当年完成任务后，石沉大海，毫无消息。直到1992年底，突然有一天，主编派人找到我，给了我两本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艺家及名作辞典》，另有156元稿酬，附有主编给各位撰稿工作人员的“汇报信”。读了“汇报信”我才知道，这本1474页的词典自1985年底开始运作，直到1992年春正式出版，经历了几家出版社的辗转反复，最后到了1991年春，甘肃人民出版社建社40周年纪念，终于决定把这本辞典作为重点庆祝书籍之一正式出版。至此，整整跨越了8个年头。

作者年轻时阅读和翻译过的日本文学作品

我的文学翻译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有件事令我感到深深遗憾，却又觉得“虽败犹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翻译了日本电影剧本《大海与毒药》。这是一部反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深刻反省战争与人性的剧本，可惜交由朋友帮助转呈某刊物过程中，译稿和原著原文都遗失了。那时没有复印机和电脑打印机，无法复制留底，当时出于信任，便把唯一的日文原件和誊抄好的译稿一并交他。如今没了原件，也无法重新翻译。事后找到前半部的译稿草稿，但后半部怎么也找不到了。

2015年10月24日，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逝世，在翻译界掀起了一阵纪念热浪。这使我想起另一位“钢铁翻译”王志冲先生。第一次读到王先生的译作，是在上海外事译协的刊物《译友》上。事后，我得知王先生因病不能站立和坐起，他是凭着一股毅力，凭着对翻译工作的热爱以及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深厚理解，凭着对保尔﹒柯察金的敬佩以及对作者的崇敬，躺在病床上完成了一系列翻译，并坚持写作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物传记，60余年来翻译、写作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翻译是这样炼成的！优秀的翻译是这样炼成的！与大师们相比，我实在惭愧。虽然我很想像草婴先生那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成一件事”，但是命运却让我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了多个角色。我感到荣幸的是，在翻译这条路上，“认识”了鲁迅、傅雷、草婴、王志冲……有了学习的榜样，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财富！

时代在发展，新时期涌现出许多有作为的年轻翻译，他们的故事一定也很精彩！译海拾贝，海滩上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贝壳在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