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以刚回忆应昌期与应氏杯：他只关心聂卫平赢了没有

2017年10月23日，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应明皓主持盛大专题座谈会，纪念其先父应昌期先生百年冥诞。座谈会高朋满座，中外嘉宾纷纷称颂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创办，缅怀应昌期助力围棋事业的丰功伟绩。

台湾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最早提出创办应氏杯，大约是在1987年。由于基金会与日本棋院、韩国棋院没有直接的联系渠道，就委托中国围棋协会出面协调。协会欣然应诺。在与日方的联系过程中，日本棋院告知协会：富士通公司有意赞助一个世界围棋赛，并且强烈希望这一比赛成为国际围棋界之首。权衡实际情况，我会既同意日方提议，又敦促日方全力促成应氏杯。这样，1988年遂有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和应氏杯先后问世。应氏杯动议在先，却被富士通杯拔得头筹。这就是1988年这个围棋国际元年的幕后史实。

首届应氏杯的冠军奖金高达40万美元。当时的汇率为1美元兑换8.23元人民币。40万美元约等于330万元人民币。而当年国家体育总局对于奥运会金牌的正式奖励为8万元。两者的差距可谓惊人。应氏杯极大地提升了围棋项目的社会地位和行情，是其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应氏杯的初衷之一，是宣传计点制规则。应昌期对这个规则的研究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计点制规则本质上不同于日本式的数目法。与中国规则的数子法大原则虽然一致，但在填满计点、黑棋贴8点等问题上独树一帜。为搞好宣传推广，日本友人胜本哲州献计，创办一个使用计点制规则的世界大赛，邀请世界一流高手参赛，事半功倍。应昌期全盘采纳了这个建议。

应昌期在第二届应氏杯复赛开幕式上致辞

在应氏杯的进行过程中，应昌期既坚持计点制规则的基本原则，又表现出独特的灵活性。由于我有幸被聘为副裁判长，与应昌期本人及其部属多有工作交集，就此获得了第一手印象。应氏杯五局制决赛的进程跌宕起伏，曹薰铉首局开门红，聂卫平第二局立即还以颜色。关键的第三局即将开战，曹薰铉正式提出比赛中要盘腿。曹薰铉出生于韩国，少年时代赴日本留学，盘腿应当是一种习惯。面临重大赛事想采用这个坐姿，实在说不上反常。记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与我同感。由于不便向顶头上司表态，就委托我向应昌期进言。不料应昌期听了，几乎不假思索（也许他回答过相同的问题了）地回答我：“规则上写明对局时要端坐，没有盘腿这一条，如果有人提出要躺着下棋，能够接受吗”？事已至此，我虽然明知盘腿在日语中就叫“正坐”，但是再讨论下去显然无益。应昌期进一步叮嘱我：“你亲自到赛场给我盯着。”于是我在赛场中找了一个背向棋盘的角落坐了下来。当时心中有点忐忑不安的是，回研究室应当如何述职呢？有意思的是，包括应昌期在内的所有现场人士，没有人问过我曹薰铉究竟怎么坐的。我一边写着本稿一边遐想，现在去问聂卫平，恐怕他也记不得了吧。

应昌期与聂卫平（中）、林海峰（左）在首届应氏杯开幕式上

应氏杯创立的另一大背景是，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奇迹般地连续三届守擂成功。应昌期认为，聂卫平已经具备了夺取世界冠军的能力。聂卫平在那天的座谈会上满怀深情地回忆，应昌期不止一次对他说，我的应氏杯就是为你而办的。话说在8强赛中，聂卫平与赵治勋狭路相逢。聂卫平发挥出色，进入官子阶段时优势历然。然而关键时刻出现了突发事件。赵治勋在读秒最后一分钟时超时。我堂堂正正判其“超时负”，却遭到了意外的反弹。赵治勋强调规则的事先说明不够充分，导致他产生了误解，否则他不可能超时负。他主张判为中盘负。同为职业棋手，我完全可以理解赵治勋此时的心境：棋局败势已定，一个输字无可挽回。中盘负显得一切如常，而超时负显得横生枝节，反而引发议论。而我的立场则是，我在按照规则履行职权，运动员接受判决符合常规。实话实说我当时颇觉意外。当时我只是副裁判长，天塌下来还有裁判长顶着。于是就去研究室请示应昌期。应昌期的表态令我久久难忘（甚至成为发表本文的动机之一）。他反复询问、反复确认赵治勋到底认输了没有？当他听到对认输没有异议，只是不同意被判为超时负时，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他认输就行了嘛，就依他的中盘负好了”。至于超时负的细节，应昌期似乎不那么有兴趣，这时候他更关心的是聂卫平的赢棋。（华以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