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南京“3·24”案亲历记

2020年2月24日一早醒来，打开手机，一行标题让我血脉贲张，心情激荡——28年前的“3·24”案破了！

1992年2月20日，我受公安部派遣，到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挂职锻炼，任分局副政委。

3月24日傍晚，我冒着细雨，从派出所骑车回分局。刚进大门，就见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张鸣远，脸色冷峻，坐上刑警队的车，亮起警灯，疾驰而去。

快半夜了，我正在收拾办公室桌上的文件，张铭远“砰”地一声把门推开，走了进来，来到他的桌子前，一屁股坐下，端起茶缸，“咕咚咕咚”就喝了一大杯。

我和老张一个月相处下来，已经比较熟了。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休息？“休息？我看这段时间谁也别想休息了！”见我有些不解，他便简要地告诉我当天出现场的情况。

当天下午，刑警队接到辖区内南京医学院保卫处的报警电话，说该校女学生林伶20日晚自习后失踪。刑警队立即派人去该校调查，最终在教学楼天井内的窨井中发现一具女尸，经辨认，正是林伶。法医初步检验，死者系被钝器击打头部并遭强奸后，倒按入窨井中死亡。

说罢这些，他又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说：“这几天你能不能跟刑警队一起跑跑，既熟悉熟悉刑侦工作，也多个人手。我这边要经常跟市局五处碰情况，有些事老弟你就代劳一下。”

3月初，老局长调往市局，新局长两天前才到任。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这个案子，老张确实有些压力山大。我立马表示没问题。

第二天，老张就把我带到刑警队，逐一作了介绍。大家手头都有事，彼此照了面，就各忙各的去了。队长朱建国正好要去南医现场，便拉我一起上了车。他跟我同庚，长得有点像韩国演员宋康昊。他父亲是市局有名的老刑警，当过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大概是基因的作用，朱建国对刑侦工作既痴迷又敏锐，不少案子破得很精彩。

从大方巷的分局到南京医学院不远，三四公里路，十来分钟就到。案发地为回字型教学楼，中间天井里有一排窨井，死者就是在那里被发现。

朱建国陪我看完了现场，一同走进设在楼内的专案组。他从腋下夹着的小包里，取出一个小罐，抓出一撮茶叶，给自己泡了杯浓茶，向我让了让，说：“昨天一夜没睡，提提神！”然后清清嗓子对在座的刑警说：“这个案子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许多证据都保留了下来。五处有五处的任务，案子发生在我们鼓楼，自然要多吃点劲。这几天先走访校园内和附近20岁到35岁之间的男性，在20号那天晚上，有没有作案时间？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汇总到这里来。”说完，便开始按片区分配任务，两人一组。

想起刚来的时候，老政委曾说过，鼓楼分局一共才411名民警，我就对朱建国说，你把我也当作你的兵，多一个人手。他见我说得诚恳，便把我和经验丰富的刑警陈洋安排在一起，会后立即开始由近及远，按名单逐一走访。原以为顶多排查十天半个月，疑犯就会冒出来，没想到断断续续查了三个月，先后查出好几个，最后却都被排除。这一期间，每天都在南医附近的大街小巷转悠，也记不得自己走访了多少对象。由于不断跟当地人说话，我那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不知不觉变成了可以乱真的南京腔。而据事后统计，全市民警共走访排查了1.5万人。

除了走访，就是集中在一起汇总线索，分析案情。大大小小案情分析会，从刑警队、市局，一直到省厅，我参加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收获最大的，是5月26日那天，来自淮阴、扬州、无锡、苏州的四位刑事技术专家，从物证角度作了精辟的分析。印象最深的，则是6月6日上午，省厅凌福根厅长亲率几位副厅长，到洪公祠1号南京市局听取“3·24”案件的工作汇报。凌福根过去一直做刑侦工作，从苏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逐级升任厅长。他说话带有浓重的苏南口音，那天说到兴奋处，忽地站了起来，把边上的一位副厅长拽了起来，演示凶手如何在受害者身后卡对方的脖子。他用力甚猛，卡得那位副厅长直咳嗽。重新入座后，他说：“这个案子有几个破案有利条件：犯罪时间段可以确定；目击者对嫌疑人有详细的描述；有痕迹物证。”最后，还叮嘱道：“要形成一个证据卷，保管好。目前破不了，日后仍有条件破！”

7月4日，南京市局在《扬子晚报》发布模拟画像，悬赏市民举报线索，大规模的排查就此结束。不知是成天奔波过于劳累，还是睡觉没有规律，饮食不够卫生，9月中旬我被查出肝功能不正常。在南京钟阜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好，11月被部里派来的同事接了回去。

多年以后，每次到南京，我都会问起“3·24”案。然而，一提到“3·24”，大家原本高高兴兴的神情立刻黯淡下来。这是一块心病啊！我们没忘，专案组成员更没忘！28年来，办案人员不知换了多少茬，案卷也越积越厚，但是接棒者依然一如既往，锲而不舍，最后终于如凌福根老厅长当初所言，利用现有证据，一举破获此案！28年过去了，当年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如今大多已离职退休，当他们看到“3·24”案告破时，我想也一定和我一样激动、高兴，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杨斌  写于2020年2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