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初来乍到之高尔基

2021年是高尔基著名作品《海燕》诞生120周年，这让我想起了高尔基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一座里程碑。

青年高尔基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高尔基（1868-1936）一直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其中，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位苏俄作家在中国的知晓率惊人地高企，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作家和他的作品：只要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谁没读过《海燕》《鹰之歌》？那可是语文教材里的背诵篇目啊；至于“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早已被搬上了“小人书”；长篇小说《母亲》拍成了电影上映；童话《伊则吉尔老婆子》恐怕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复述一二……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世界上优秀的作家作品被不断地、大量地介绍进入中土，“高尔基”这个名字才不显得那么“一骑绝尘”了。

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也许有人要说：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孤标秀出，甚至超迈列夫·托尔斯泰，大概政治上的权重占了大头吧？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内在因素——思想性和艺术性。

从上世纪初开始，高尔基就已经受到中国知识界关注，1946年6月，著名作家茅盾在《高尔基与中国文学》中下过一个结论：“高尔基对于中国文坛影响之大，只要举出一点就可以明白，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其数量之多，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没有第二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

而鲁迅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名字——“高尔础”，谁又敢说一点儿没受“高尔基”的影响？

那么，众多译者是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为“高尔基”站队呢？

我们且来数数这一群体中有谁——胡适、刘半农、周瘦鹃、郑振铎、沈泽民、孙伏园、耿济之以及鲁迅、瞿秋白（他还是第一位从俄文直接译成中文的译者）、茅盾、巴金、赵景深、汝龙、姚蓬子、罗稷南、焦菊隐……很显然，这些人的身份及价值观，难说一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其实是被高尔基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人道精神或深切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描述打动了。

《童年》连环画

既然译者阵容那么强，译品数量又那么多，照例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了解应该是全方位、全覆盖的，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仅限于《海燕》《鹰之歌》《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而已。若有知晓高尔基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的，可算“基友”；若有阅读高尔基最后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绝对称得上“基粉”了。

《克里姆·萨姆金》

然而，听说并读过高尔基作品最早中译本《忧患余生》的，想必寥寥无几。

这部译品，1907年刊登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至第四期上；标签为“种族小说”；作者为戈厉机；译者为吴梼。

《东方杂志》封面

《忧患余生》的故事很简单：

西汉街上的小贩加应，到处受人肆意欺负，还得一直赔着笑脸。这条街上有个强悍的流浪汉夏尔登，人见人怕。有一天夏尔登被一帮仇敌围殴，差点死去，只有加应前去为他弄吃的，帮他清理创伤。夏尔登拣回了一条命，感动之余，答应充当加应的保护者。街上的人果然不敢再凌辱加应了。好景不长，夏尔登突然通知加应不再为他出头，让他自己好之为之。于是，加应又陷入了恐惧和焦虑之中……

所谓“种族小说”，主要指主人公加应作为犹太人而被人歧视的事实。

因为中国本身积贫积弱，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由此及彼，格外同情域外弱小民族的生存状态，密切关注和热衷介绍他们的文学，无论是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1909），还是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都偏重于这点。《忧患余生》的译者看中高尔基的这篇作品，可能早有这方面的考量。

由于这部译作的特殊性，它理所当然地被选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我注意到该书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为本篇所写的 “解题”中说： “《忧患余生》系从日本长谷川二叶亭的译本《犹太人之浮生》重译，日译本亦已改题，尚待考其原题。”

这个“解题”，语焉不详之处有二：一是译者信息；二是作品“原题”。

可能三十多年前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令施先生无从说起吧。如今，情况大抵明朗，我可以略加补充。

其一，吴梼，字丹初，号亶中；笔名有“天涯芳草”“天涯芳草馆主”及“天涯芳草馆主人”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年不详，卒年亦难确定，但1926年1月31日《申报》所刊国民书局为出版《袖珍国民小说集》而发布的一则广告称，“本局搜得小说大家许指严、吴亶中诸先生遗著及近时小说大家名作甚多……”，可知吴梼此时已经离世，而1925年5月2日-4日的《申报》曾刊载过一则由李经义、孙宝琦、章士钊、傅强代启的《书法名家吴亶中先生篆隶草真书例》，又实锤了吴梼应该死于1925年5月-1926年1月之间。

我们从张元济、蔡元培的日记、信札等可以拈出，吴梼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过职员；也在蔡元培开办的爱国学社做过史地教员；自然，他还是个颇有功底的书法家，否则怎么有资格与李叔同等人共同创办上海书画公会并担任总经理呢？

其二，高尔基原作的标题，叫《该隐和阿尔乔姆》。

有一点可以肯定：吴梼没有任何负笈海外的经历，日语是在国内学的，程度仅能读懂。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中国人，通过日译本转译高尔基，行吗？灵吗？

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条路径考量：首先是长谷川二叶亭翻译的高尔基是否忠于原作？其次是吴梼的译本是否忠于长谷川二叶亭的译本。  

真实的情况是：长谷川二叶亭曾被日本学术界极为推崇，原因就在于他倡导忠于原著，从而革新了日本翻译界意译盛行的态势；而精通中文的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先生就日译本和中译本进行了比对，是认可吴梼译的《忧患余生》的。

虽然吴梼同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者，但吴梼译的《忧患余生》特点明显，另有发明。归根结底有两点：一是创造性地采用白话文；二是使白话文的表述，达到娴熟、晓畅、优美的程度。

《忧患余生》内页

且看《忧患余生》第一节第一段：

加英者，乃是尖头削脸、红铜色、矮小、进退飘忽、行动敏捷的犹太人。那满面胡须，连腮上颊上也长得鬖鬖的。从那红毛刚鬣公胡须之中露出那张脸来，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那污秽的帽子前缘遮阳，竟把他额角边的半爿天遮住不见。遮阳之下，也是红色宛如毛刷的眉毛，灰色的眼睛里，灼灼然放出光耀。这双眼睛，向不停留在一件东西之上，却尽着不断地转掉四方，又常常显出微笑形容，既如恐怖，又如妩媚，向人前扭捏。

这样的白话文，基本没有从桐城文章转化而来的晦涩别扭，也没有古代白话小说的半生不熟，更没有诘屈聱牙的洋腔洋调，十分难能可贵。

因为有这样的白话译本行世，文言译本与读者渐行渐远，也就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再看以下这一段文字，“加应”这个人物形象，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一个小说人物？对，他便是鲁迅笔下的阿Q：

这个市镇上的居民，看似脱出尘世，谁知却有欢喜侮弄他人的癖好，没有机会便罢，倘有机会,没有不行的，若是眼前不得些便宜，他们心里就忽忽如有所失。

因此，加英住在这个市镇，实有些不能堪。但则有谁要侮辱加英，却也没有妙法。任是人家嘲弄，他只将好似深不可测地莞尔一笑，应付于他。不但这般，有时还帮助人家嘲弄自己，以此和人交往。人家倒也不生厌恶之心，得以悠游度日。这个或是加英温良谦让的私德所致，也未可知。

毋庸讳言，吴梼的译作，有时也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从那红毛刚鬣公胡须之中露出那张脸来，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读者难免困惑：难道高尔基那么熟悉钟馗？难道长谷川二叶亭那么了解中国乡间民俗？毫无疑问，吴梼充当了那个添油加醋者。而这点，正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翻译界的通病。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吴梼身上还有几个第一：第一个把莱蒙托夫引入中国，第一个把契诃夫引入中国……另外，他还是最早将莫泊桑、苏德曼、显克微支、马克·吐温、柯南道尔等名家名作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

中国翻译史理应给他一个崇高的地位而不是连个基本行状也捉摸不清。

晚年高尔基

有人不免要问：你何德何能，敢于拉扯《忧患余生》？

说起来，才疏学浅如鄙人，能够在此别置一喙，实在是机缘凑巧。

三十多年前，著名学者施蛰存先生要把《忧患余生》编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可是他无法搞定原始文本——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里虽有全套《东方杂志》，但概不外借，也不让复印。施老便往著名出版家、“大系”总编纂范泉先生身上一推。范先生便与我商量，叫我去把它抄录下来。于是，大概有十来天，我就孵在藏书楼里专心抄书，外加新式标点。其时，像我这样每天坐在藏书楼抄书的，我碰到的就有陈子善（他正在抄录知堂发表在《大报》《亦报》上的文章）、丰一吟（她正在为编《丰子恺文集》而收集父亲的佚文）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了提高抄写速度以及增强手民的辨识度，我不断改变抄写字体，什么弘一体、舒同体、大千体、山谷体……最后敲定采用茅盾版的瘦金体。

那些天，除了腰酸背痛，我的近视度数肯定加深了。

交差、付印之后，我浑身轻松。

一天，我踱进单位资料室想休息一下，顺便看看有什么有趣的闲书可以翻翻。一圈打量下来，偏偏一眼瞥见角落一只大书橱顶端的玻璃门里，整整齐齐安放着一套《东方杂志》影印本！

我的天哪！不用说，我被狠狠地打了一闷棍，完全懵了，哭笑不得……

之前自己对“加应”这个人物的遭遇非常同情；现在，“忧患余生”缠上了我，是时候轮到“加应”来同情我了吧！（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