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戎不投笔——父亲吴强创作小说《红日》的前前后后

　　小说《红日》是在新中国成立八周年时问世的。它描写的是陈毅、粟裕指挥下的华东野战军在1946-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大战役的故事。那时父亲吴强在这支部队的六纵队（军）任宣教部长，亲身经历了小说中呈现的那段辉煌战争史。父亲并不是军人出身，他是苏北涟水人，年轻时从贫苦的家乡出来到上海求学，上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艺作品，是一个文艺青年。1938年抗日烽火燃起时，父亲到皖南加入了新四军。从此，战火硝烟把他磨炼成了一个军人。时任六纵队政委江渭清说，父亲是“从戎不投笔”。

1959年父亲在上海

创作灵感的萌发

　　孟良崮战役胜利的第二天，山上抬下一具尸体，停在了父亲的宣教部门前。抬担架的一位战士，将一封信交给父亲说，这个人是在敌七十四师军部拒不投降而被击毙的，纵队首长命令我们将尸体抬回验明正身，请你们执行。父亲便找来几个国民党俘虏军官，把他们领到尸体前。一揭开包裹尸体的毯子，那些俘虏立刻垂头哭丧，有的大哭道：是张师长，是张师长。有个军官还指着尸体上的伤疤历数张灵甫“战功”。父亲当即厉声喝止，张灵甫为蒋介石卖命，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你们还为他摆什么功劳！

　　看着门板上的尸体，想到一年前，他还是骄横不可一世的蒋介石王牌军的将领，父亲顿时萌发了创作灵感。他在回忆写作小说冲动时说，“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

　　写到动情处声泪俱下

　　孟良崮战役胜利后，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战事繁忙。父亲只能在行军打仗的空隙每天写笔记收集资料。令他心痛的是，在孟良崮战役两个月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船翻了，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了。

首版《红日》书封

　　直到1949年冬天，父亲随十兵团南下进驻厦门岛。眼前大海的波澜，激起了他对战争生活的回忆，父亲便着手整理以往断断续续的思绪，动笔构思打张灵甫的故事。他怕写不好，怕自己表现不出这样巨大的战争生活题材，对不起他生死不渝的战友，尤其不愿意让他心爱的人物在他笔下死去。写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惊动了时任十兵团叶飞司令员和韦国清政委，以为父亲遇到了夫妻感情问题，前来安慰，弄得啼笑皆非。

　　同时父亲又感到，不把这个故事表现出来，心里不安，而且有一种犯了罪的感觉。于是他反复酝酿故事结构，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众多的生活事件中选取精华。

　　想到涟水战役，那是六纵队与张灵甫七十四师的第一次较量。父亲亲身参战，奔波在前线指挥部和火线之间。然而这次战役终因敌强我弱，被张灵甫占领了涟水城。在涟水失利的那天，父亲正骑着马去火线上传达军首长的战斗指示，迎头碰到从火线撤下来的浑身尘土、扎着绷带的战士，告诉他，“不要去了，敌人进了城”。望着自己的家乡又处在敌人的践踏之下，格外伤痛，父亲与六纵队上上下下一样，要向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讨还血债。

　　小说构思便从涟水战役失利开始入手。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几万字的故事梗概和人物小传，小说最初的轮廓便成型了。暂名为《仇敌》。

十多年构思二百多天写作

　　1952年，父亲离开了部队，到上海工作，有了创作的时间。

　　1954年夏天，父亲遇到即将离任上海市长的陈老总。陈老总鼓励父亲说“你在上海好好干！”父亲随即说：我正在为一个长篇小说做准备，创作提纲已拟好，希望你支持，对有关的领导说一声，给我一点时间。陈老总爽朗地一口答应：“可以！”

父亲一写作就废寝忘食

　　1956年春天，父亲得到了市领导批准的创作假，避开嘈杂世事，在大箕山的疗养院里，一字一句，一节一章，专心致志地写小说。那时他全身心都投入了进去，创作激情犹如开闸的水，倾泻至他的笔尖，以至通宵达旦。写到激动时常为书中的人物掩面而泣泪流满面，常常写上一段，觉得不行，扯掉，再写一段，又不行，又扯掉……然而，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写作间隙还曾请李子云等几位作协同行来大箕山访游。父亲说当创作的意图和人物的内心愿望相一致的时候，他的笔触和心情顺畅如流，脑海里的人物呼之欲出。团长刘胜在攻打孟良崮山头牺牲那段，是父亲的得意之笔。临死的时候，刘胜拿出苏维埃的新票子交党费，托警卫员照顾他老母，一个农民战将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原来只打算写25万字的小说，到最后写了40万字。

　　1957年初小说脱稿了，经过前后十多年时间的酝酿和构思，实际下笔写作，包括修饰加工，总共用的工作日，不过二百四十天。父亲废寝忘食写作小说，瘦了30多斤。

书名从《仇敌》《最高峰》到《红日》

　　完稿时，父亲对开始拟定的书名《仇敌》不满意。他想到我军将红旗插上最高峰孟良崮的胜利景象，便将初稿更名为《最高峰》。先打印了几十本给相熟的同志，征求意见。

　　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打印稿交给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请江渭清决定。看了打印稿后，江渭清喜气交集，先将父亲好好熊了一顿，因为书中番号是真的，六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帽子底下有人，成绩怎能只记到六纵队身上？当时的父亲，坐在他跟前，一口一口猛抽烟。其实江渭清、王必成在内心都为小说激动不已，可又担心被读者对号入座。江渭清日后曾为此倾吐衷肠，“我熊他，我矛盾，我解决不了这个事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请求战友的宽恕和谅解”。

　　粟裕将军看了打印稿后，对书名提了意见，认为这个书名容易使人感觉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的最高峰。

　　一天早晨，父亲从梦中醒来，看到从窗外映射进来朝阳的光辉，他忽然感到把小说定名为《红日》是再合适不过了！正是全歼七十四师的时候，太阳的光辉冲破云层，照耀着战士们，屹立在孟良崮峰巅。

　　父亲说，《红日》这个书名，是遵从粟裕将军的意见，在后来改用的。

父亲创作手稿，可以看到当时拟的书名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红日》中描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的形象。

　　军长沈振新是父亲最先酝酿的人物。在刚开始的时候模特儿就是当年六纵队的司令员王必成。可是写好以后，则和模特儿不大相同。父亲说，因为年长岁久在军部，我认识和熟悉的像沈振新这类的人物就多了，沈振新式的军一级的指挥员们的精神面貌也就自然地汇合、集中到一起来。比如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四纵队司令员陶勇，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他们坚定爽朗而有英雄气魄，也都是父亲熟悉的人。所以许多细节，取自不同的人。

　　父亲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些将军。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不要看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有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能够动员队伍，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

　　《红日》中的副军长梁波则是与沈振新有不同风度、性格的军首长。在任何时候他都谈笑自若，诙谐儒雅。他的原型主要是六纵队副司令员皮定钧。司令员王必成也曾拍案叫绝：“有他个吴强的，那个梁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皮定钧嘛。”当年六纵队的政委江渭清则主要是书中军政委丁善元的原型。

电影《红日》剧照

　　连长石东根也是源于生活的军人形象。石东根醉酒纵马的情节也是书中父亲得意的一笔。在莱芜战役中，石东根一个连，俘虏官兵一两千，他被这从来没有过的胜利，一时冲昏头脑，又喝多了，便冲动起来，披起缴获到的国民党军官服装，跨上缴获到的高头大马，在大路上得意洋洋地奔跑起来。被军长批评后，他认错检讨，上交了所有的战利品。当年参战的许多人赞扬这一段写得生动，反映了打胜仗后普遍存在的心态。

　　可是这段情节从开始就遭到异议被指责为贬低解放军形象。陈老总则说：我还就认为那个连长写得好！石东根那样的连长没有吗？解放军的连长都是泥塑木雕的死家伙？

　　写张灵甫，父亲所费的思虑并不比写沈振新、梁波他们少。他找了一些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七十四师的旅、团长以及中下级军官、士兵做调查，了解有关张灵甫的历史，指挥作战、人事关系和生活习惯等，作为塑造这个反面人物形象的参考材料。张灵甫刚愎自用，他爬上孟良崮，企图中间开花，与我华野部队决一死战。在我军全歼七十四师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离孟良崮只有三公里。粟裕将军后来见到父亲时说，打七十四师那一仗是费了大力气的，好险啦，我手里是捏着一把汗的，把敌人写成烂豆腐、草包，那还能显出我们的强大来？

《红日》的出版和走上银幕

　　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沈默君，把父亲写《红日》长篇小说的信息，透露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于是中青社委托沈默君转述了中青社出版的诚意。当时军事题材的作品，都要送到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定后才能出版。

　　就在文艺处审稿的时候，父亲决定将小说交由中青社出版，并希望在当年的“八一”出书，作为建军三十年的献礼作品。当父亲将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审定后的定稿，交给中青社时，离“八一”只有三个多月。父亲和编辑部之间就修改问题，通信十几次，互相体谅，密切配合，十分愉快。父亲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书稿由于修改又退还给我而耽误你们的工作时日，我是不曾想到的，但对我却仍有益处。

　　在1957年的建军节前十天，中青社发出《红日》的第一版，并列其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这部四十万字的军事文学长篇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出版后父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部作品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劳动的成果，没有军民的战争活动，没有领导、组织及许多他人的意见、批评、鼓励，是不会获得如此轰动的。陈老总一直关心和支持《红日》的创作出版，1960年他告诉父亲说，他看过了小说，并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作为告诫和鼓励。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安排《红日》的重印。现在的《红日》是依照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版本重排重印的，人物描写，故事情节则全不改动。

父亲晚年在家中写作

　　1960年1月父亲吴强同意由天马电影制片厂（上影厂前身）将小说《红日》搬上银幕。汤晓丹听到由他和汤化达为导演和副导演，瞿白音为编剧的消息后，立刻回家读了《红日》。他说“我对小说爱不释手，我对作者无限敬佩…… 我立誓花大力气拍好《红日》”。父亲向电影创作组提供了几位原型人物，如皮定钧、陈亚丁、颜伏、江渭清、彭冲等同志。编剧导演们采访了这些同志，不顾二月严寒，实地走访了从江苏涟水到山东孟良崮各个战地。瞿白音很快拟了一份故事梗概，每晚与父亲讨论剧本，常至夜深。他一连改了五稿，才满意地拿出了《红日》电影剧本。汤晓丹导演精益求精，拍片中一遍遍要求“重来”，终于在1962年完成了影片拍摄。

　　在将小说搬上银幕的两年多里，父亲 一直用“与人合作的宽厚态度” 尊重三位编导。汤晓丹赞赏他“真是大艺术家的气度”。父亲也从此与瞿白音和汤晓丹结为莫逆之交。

　　1962年8月样片出来后，石东根酒醉纵马情节在审核中能否通过又引起争议。电影上报经中央文化部审查后，陈毅副总理给予高度评价、拍板通过：“拍一部电影不容易，就这样，放吧！”于是《红日》电影在1963年5月正式上映并当即得到了全国观众特别是部队战士的喜爱。王必成司令员专门带了前线话剧团到上影厂看影片，看完后长时间鼓了掌。值得一提的是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也随电影流传，成为人唱人爱的歌曲。作曲之一的杨庶正说，那句“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的歌词，是父亲提议的。

　　这部电影对小说再创作的成功，使得小说走进了更多读者观众的心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拍摄的全家福

　　《红日》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四万五千册，至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共印刷近200万册。《红日》的生命力如此持久应该归功于创造这段历史和那些为之流血奋战的勇士。在修订本序言结尾，父亲抒情地写道：“看到美好的今天，瞭望更美好的明天……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我来说，是永远的。”（吴旭峰 吴小庆 尹彦 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