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薛澜与徐立在论坛上对话 新民晚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人工智能将带来哪些全新创新范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存在怎样的关系?针对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性问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院长薛澜与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CEO徐立在“大爱无疆·共生” 论坛上展开对话。
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科技创新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的过程,它是在传统产业基础技术颠覆之上,带来新的技术应用。现场,薛澜分享了对创新的全新理解:“创新有时候颠覆的不仅是技术,同时也是观念和认知,也有可能带来一些未知和潜在的风险。人类社会其实也是在不断探索,在获取最大收益的同时,怎样有效规制和降低风险,在审慎的应用中去探索它的边界。”
那么,会不会有一天人工智能具有超出我们人类想象力的能力?徐立说:“答案是非常难的,需要技术往前再进一步,才能看得出更大的全貌。以现在技术演进的路线,距离真正能够去突破人的思维边界的能力,还存在一定的空间和距离。我们需要开发的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类去拓展思维局限性的技术。”
薛澜教授还主导诸多国家治理框架建设,他认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与传统治理区别很大,传统治理框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研究归纳总结,再征求各方意见;但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治理框架要更快适应技术的发展,及时给予“点拨”,避免偏离太远。
伦理治理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阻碍么?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薛澜认为彼此关系紧密、相互依存,如果规制的框架不清楚,实际上是限制了发展,倘若没有明确的治理框架,甚至不敢去做创新与投资。
徐立表示:“商汤一直秉承着均衡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观,包括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技术可控。其中,可持续发展的AI治理观,包括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包容共享等伦理主题;以人为本的AI治理观,包括保护隐私、造福人类、公平无歧视等伦理主题;技术可控的AI治理观,包括可验证、可审查、合法、可信任等伦理主题。旨在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集结更多元的思维视角,以此来规范人工智能创新和发展的伦理边界。”
同时科技的普及也至关重要。薛澜认为,需要让社会更好地认识到AI技术的特点,以及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此我们社会和公众对这些技术就不会感到那么陌生,也就可以做出更好的理性的选择。
新民晚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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