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界】上海财大教授黄天华：安于清贫三十年　坚守学术报国梦

李京烁　摄

易蓉　摄

“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在扉页上写下这句话，轻抚5本厚厚的大开面影印版书稿，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中国人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他终于完成了心中的一个梦。这个梦他做了31年，不愿休息、不敢生病，年终无休每天从凌晨工作到深夜；省吃俭用、自掏腰包，工资全数投入研究；孤独守住史学研究的“冷板凳”，不被理解，难获支持……呕心沥血经历无数困境，他终于用生命写就了500万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

5月16日，本报曾刊登《上海财大教授黄天华为一句承诺一个梦想甘坐史学研究“冷板凳”———30载撰500万字》讲述他的故事，今天再用一些笔墨来呈现这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艰苦耕耘的苦行者。他孤独、瘦弱的身影里是一个执着而强大的灵魂，他的力量全数来自学术报国的理想承诺。

这本书的长度长过生命

出生于上海的黄天华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原上海财经学院，中国财政史研究大家杨荫傅、周伯栎等先生就曾在这里任教。本科的一堂财政专业课上，苏挺老师说起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即1979年）都还没有结论，这引发了黄天华的浓厚兴趣。在大学四年里，他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上世纪80年代，黄天华来到中央财经大学读研，师从资深教授马大英。导师对他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主导权超过我们的想象。小黄，希望你接下去，但不会强求，因为搞历史很苦的。”当时黄天华听了颇为震惊，他不明白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于是他下定决心，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马老师深知史学研究的艰难和清苦，这条路年轻人能走到底吗？　黄天华却毫不犹豫许下承诺“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黄天华回想起当初有些胆战，当时的他已三十有余，他为自己规划了30年的宏伟研究计划，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将中国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的财政史厘清。

然而，黄天华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这本书的长度长过生命啊！”梳理中国财政史是一项庞大的工程，31年来黄天华的工作状态近乎“争分夺秒”，他从大年初一工作到大年三十，没有寒暑假，每天5点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写点儿框框架架，8点吃完早饭继续工作，每天都要干到深夜12点的节奏直到3年前身体不行才改为工作到夜里10点……斗转星移，当年那个身高180厘米体重133斤的年轻人已经年逾花甲，体重跌到107斤，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当《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这个治疗方案意味着他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住院、开刀和调理，无法工作。黄天华觉得这简直是奢侈，于是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他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现在的身体已经很脆弱，爬楼梯都大口大口喘得不行，心脏药物他随身携带备着随时服用。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黄天华开始咯血了，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所幸书稿已经完成。”

史学研究责无旁贷

黄天华很喜欢那首发行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小时候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当孩子大了，请妈妈坐下，又如何给她讲过去的事情呢？如果美国人、日本人来讲，祖国妈妈会多么失望啊？”黄天华有些激动地说，“尽管科学无国界，谁都可以来研究中国的财政史。但由中国孩子来做这件事不是更熟悉、更亲近吗？！”

黄天华记得，在一次全国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曾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黄天华太认同了，他觉得财税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密切关联，财政制度史研究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所需史料几乎穷尽古代典籍，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

史料散落在世界各地，史学研究的几部大部头有影响力的著作都出自外国汉学家之手，黄天华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年，学院外籍院长帮他从美国大学复印回来有关财政史的资料，黄天华一看，厚厚几大本全都是汉字所写，但国内从未见过，心里更是难以释怀。所以，当年的那个承诺，不仅仅是对老师的承诺，更成了黄天华难以放下的家国情怀，成为了他的理想信念。

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跨度，黄天华就像辛勤的蚂蚁，图书馆、档案馆是黄天华几乎“踏破铁鞋”的地方，面对浩瀚四散的史料，一点一点啃，一点一点理。为了寻访到重要线索再是路途奔波都不觉疲惫。有一年，他曾经打听到浙江省丽水地区税务局有一位专攻财税史的专家，就特地从上海乘坐长途车一路颠簸到丽水，收获颇丰他甘之如饴。

研究开始之初，他用最原始和传统的方法制作卡片，一张张一叠叠已经数不胜数，他有些绝望了，“这样的进度，何时能到头？”计算机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希望。“DOS、WINDOWS我统统搞不清楚，我就到处让有电脑的人给我演示，看它能做什么工作。”黄天华见到计算机在处理文档的高超效率，东拼西凑花9800元买下一台386电脑。

有了现代化的工具，要书写五千年文明，依然是一条艰难而悠长的路，但是黄天华还是披荆斩棘走出来了。他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从夏、商一直写到民国政府时期，史料翔实，涵盖的各个领域单列都可以独立成书出版。

原本，黄天华计划用一千万字的篇幅来进行这项研究，但他意识到个人生命长度太有限了，“我的研究还不够，至少深度、广度都还不够，但500万字梳理了中国五千年财政制度，起码起了铺路石的作用。”今年9月，《中国财政制度史》就将出版问世，将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黄天华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心中的激动澎湃溢于言表。“‘祖国’二字分量太重，那就是我的妈妈，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放弃所有，但不能放弃自家母亲、不能放弃自己的祖国。我们的血液里奔腾着母亲的血液，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来报效魂牵梦绕的祖国吗？”他在扉页上写下的那句情深意切的表白发自肺腑。

自费研究捉襟见肘

走上财政史研究的路，不仅难以回头，而且注定孤独。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应用经济学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发展，不少应用经济学学者功成名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是黄天华的同窗，看着这些年黄天华从不艳羡周围的同事，一门心思守住自己的“冷板凳”，他不禁感慨，“他做财政史研究就像是在热锅边上吃冷饭啊。”

而这口“冷饭”黄天华也吃得异常艰辛。没有经费支持是最大的困难。“一般的社科项目三五年结题，可一项几十年的研究谁来相信你？！”无法立项，黄天华就省吃俭用自掏腰包把工资全部投入到研究中，资料买不起就复印，仅准备财政制度史的资料就花费19万元。

除了图书馆、档案馆，旧书摊也是早年黄天华收集材料的好去处。有一次他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民国14年交通银行国库股编辑的《内国公债简明表》，这本薄薄的小书有详尽的表格可以反映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正是他需要的。黄天华眼睛一亮，如获至宝。可一询价，竟然要100元钱！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四百元，这个开价令他吓了一跳，只得放下走了。走远几步，想想却又舍不得，来来回回在旧书摊附近的马路上犹豫，最后他还是咬咬牙买下了。

日复一日，黄天华所有的收入都投入了研究工作，他自己过得简朴，出差也买最便宜的车票、住最便宜的旅店，就是为了尽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资料收集上。即便这样，仍然入不敷出。“我感到绝望走不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实在没钱了。”黄天华难过地说。就在他以为走投无路的时候，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老师伸出了援手。黄天华记得那一次在楼梯口遇见丛树海，校长从兜里掏出4000元钱递给他，“当时我愣了，都有些发抖，我太需要了，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丛校长的雪中送炭，黄天华一直念着这份恩情，“我只是想说，我深深地感谢这样的一位党委书记。”

可等到《中国财政制度史》完稿，黄天华的梦想虽然完成了，却再次陷入成果差点无法问世的窘境。全书500万字的出版费用高达近百万元。“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写完就算完成我的梦了。出版等以后，”他停顿了一下说，“我相信肯定会有人能替我出版的。”后经多方沟通，国务院规划办拿出35万元资助，并在学校和出版社等共同努力下，最终得以出版。尘埃落定之时，他终于能够安心修改已完成初稿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并启动筹划200万字的《中国军费制度史》。

清贫之外是难被认可的“非主流”。高校和学术圈的评价体系更重论文、重课题、更重短期成果，黄天华和他的财政史研究显然成为了“异类”。“我的副教授就评了好几次啊！　当时打击真的很大。”不仅副教授，他的教授、博导等评聘没有一次不遭遇指标阻遏。“对于一辈子献身学术的人，这意味着未被学术所承认，这是知识分子最难承受的打击。”同事、上海财大教授鲁品越说。

不仅是黄天华的个人际遇，史学研究的不景气是客观现象，招生低迷，上课、讲座等学生稀稀落落。财政史发表论文很困难，历史学类要求要有新材料、经济学又要有数学。黄天华的博士生钟灵娜也不得不发表其他领域的论文来完成毕业要求。“看到老师这么苦，我的学生一个也不愿意接班，可留他们的话我说不出口啊！”眼看后继难有人，黄天华扼腕痛惜。

新民晚报记者　易蓉

记者手记

黄天华在采访中一直说自己幸运却更令我们感到辛酸。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他无奈将工作与生活捆绑，因此他的成就也离不开家庭的巨大牺牲和支持。他对家人的感激深重到疼痛的地步，我们理解、感动，因此很多细节已不忍再用报道去触碰。

30年的清贫、边缘并非人人能够承受，史学研究的“冷板凳”的确难坐，但如果有更宽容的学术氛围、更加科学多元的评价机制，黄天华的很多窘迫之境恐怕是可以避免的。

沉入历史梳理　结合现实创新

三十多年里，黄天华的执着和专一无可厚非，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一直在发表有关财政起源的论文，点滴创新推进研究。

易蓉　摄

细分朝代详尽证明

31年前，黄天华在规划之初就决心要将五千年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要尽力把每个王朝分开单独研究。“中国历史常把隋唐放在一起讲，很少有人知道隋代才是真正的奠基者，尽管国祚短促，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中的综合性改革，为唐帝国的强盛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可如果合在一起，这个秘密永远说不清。”黄天华将中国制度史分为二十一个章，除了第一章讲财政起源，后面开始细分各朝代，“魏晋南北朝前后38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分裂动荡的时期，但历史材料不能串在一起写，因为南朝与北朝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治国体制都不一样。”

可这一分就加大了研究的难度，黄天华做学问非常严谨，这500万字巨著里的每一个观点他都要用历史材料去证明，这样一来单独找史料的工作更多了，所以在他的研究中一半时间用来积累史料。

于是，从一开始构架的二十一章时间上的划分及军费、皇室、祭祀、俸禄、公共工程与公共事业、文化教育、邮驿、社会保障、宗教佛事九大类支出，到随着工作陆续展开每章每节又再次展开七八项细节，一点一点阐述，他写了500万字。

近日在《中国财政制度史》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研究专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厘清了财政史研究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也为当代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参照。

回望历史照亮现实

2010年，《论原始财政》《再论财政》《三论原始财政———税收的起源》《四论原始财政———财政起源与原始宗教发展的辩证关系》《论中国农业税的起源》《论中国关税制度的起源》等论文集结成《原始财政研究》一书出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全国财政史研究中心主任赵云旗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中提到，关于财政起源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黄天华对财政运动过程的新观点来之不易，难能可贵，对进一步促进研究原始财政等问题非常有意义。

一边深深沉在历史中回望、梳理和总结，黄天华也一边结合现实社会发展思考着。这些写于1985-2010年的论文从一个侧面呈现他庞大研究的一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心系国家实际发展而试图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借鉴的研究宗旨。例如，2014年前后国家开始推行盐业体制改革，改革需要回望历史寻找经验。黄天华2010年就在天津财经大学学报上刊发了《试论我国盐税的起源》，2014年他又在北京日报发表《盐政，牵动着古代政局》，希望通过盐税的起源、盐政的历史沿革为当下提供参照。

新民晚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周永媛

众人眼中：静心做学问　授业好老师

李京烁　摄

黄老师上课很少写板书，也不用教材，但他每一节课都会准备一叠厚厚的讲义。每次上课前，黄老师把讲义翻开，接着上次结束的地方讲，从不会出错。对于教学，他也有自己的理念，比如对不同阶段学生授课的方式和方法应当不同———对本科生讲课，应当注重知识的介绍，对研究生讲课，应当将知识与启发并重，给博士生讲课，只能抛出一些领域，和大家讨论一些他自己的见解，因为博士生阶段连研究问题都需要自己下功夫去寻找。他上课的另一大特点是有趣，绝对的有趣，从不会让人瞌睡。他的财政史，不是照本宣科的讲，而是从问题出发，先引起大家的兴趣，然后娓娓道来其中的奥义。

作为黄老师的学生，最感佩在心的就是老师治学之严谨、条件之艰苦。黄老师之前没有任何项目或课题，只是潜心做自己的研究，经费也不充裕，即便如此，还要费尽周折搜集资料，甚至托人从国外的图书馆将资料复印带回来。

———黄天华的博士生钟灵娜

还记得在2007年学校职称评审会上，是否将黄天华评为教授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当时黄天华并不满足在A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通过英语及计算机等级考试、承接重大课题等当时学校所规定评定教授所需要的“硬条件”。会上，我们还是认为应该破例将其评为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

一个社会不能只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做学问搞研究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刘靖北教授

黄老师当年是我们财政二班的班主任，那时候我们经常去他家里，都吃过他家的饭，他的书桌上总是摊着一堆书。那时候的黄老师很健谈，当时大家对他都很崇拜。他是一个诚恳亲和的人，我记得他还写信给我父母沟通我进大学不适应集体生活的事情。

这么多年安于清贫不计名利一直静心投入地做着他的学术研究，他选择的是财政制度史这样一门并不热门而且相当枯燥甚至没有多少经济利益的学术去探索，这就注定他要付出巨大的恒心和毅力，他不仅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好老师，更是一位让我敬重的学者。

———86财政毕业生周勤丽

上世纪80年代，我与黄老师夫妇是鸳鸯楼的邻居。大家都知道黄老师做研究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经常听到隔壁像上课一样，是黄老师在给太太讲财政史，他太太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那里当听众。黄老师家的台灯一开就到天亮，这是经常的。

———邻居永冰

史的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黄天华的研究和那些短期的、表面的抓热点的研究有所不同。他的研究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真学问，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

（实习生周永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