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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40年】惠中惠慧父女、陆军胡歌师徒……两代人讲述“那年高考”

图说:中国科举博物馆展出恢复高考40周年有关的历史资料等珍贵老物件。视觉中国 图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稿件《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此前的同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定恢复高考。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考重启。当年报考人数570万人,最终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为5%。

  斗转星移40载。中国高考改革之路,曲曲折折又始终洒满阳光。经历其中的一代代人,高考,对有些人来说是转折点,对有些人来说是起跑点,对有些人来说只是一个成长的连接点……

图说:还记得你的大学梦吗? 视觉中国 图

  (一)“转折点”与“小目标”

  当年高考拼的是积累

  父亲:惠中(1978年高考)

  1978年参加高考的惠中,当时已经在安徽的一所中等师范当老师了。“如果没有参加高考,应该就在当时的那个学校里当老师,或者转行当干部,在安徽的小县城里度过一生。”惠中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基础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小学教师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在教育管理、教师教育、成人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77、78年参加高考的人来说,高考作为转折点,完全改变了命运。因为高考,我才能作为优秀毕业生在大学留校任教工作,在学术的路上走下去。”

  惠中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的经历非常曲折。在高考前完全没有准备,没有教材。当时我的几门考试结果中,数学很差,所幸其他分数较高才能被录取。我觉得当时的考试完全是靠自己是否愿意看书,是否有读大学的愿望。成为一名大学生是经过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面临这样的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拼的是自己的积累,甚至于家庭背景——有调查显示,当时录取的大学生中,25%左右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一直喜欢看书,这不是训练出来的,是自己的长期积累。”

  正巧前些时日惠中参加了大学同学聚会。他说:“同学们聊到,没有高考我们的人生之路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学习的积极性是现在不可想象的,晚自习要提前去抢座位,每个人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晚上10点熄灯,不到熄灯前谁也不会离开教室。”

  谈到对当今高考的看法,作为一名家长、作为一名教育家,惠中教授说道:“高考还是必要的,是一个选拔的过程,虽然有人提出批评,但它是现在人才选拔的必要途径之一。随着高考成了应试教育的目标,初衷就有点变味了。很多人认为考上好大学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这是错误的观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要有沟通的桥梁。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社会职业差距的减小,这样的错误观念也会逐渐得到纠正。”

  上大学仅是个小目标

  女儿:惠慧(2002年高考)

  惠中的女儿惠慧是2002年参加高考的,现工作于上海交通大学。对于高考,惠慧并没有如父亲般的感慨。“高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是一件目的明确的事情,是我必须去完成的一次正式的大型考试。与现在的高考相比,形式上或许有改变,对高考的心态或许有改变,但是我并没有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感觉。高考并不是成功的唯一道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已经没有必要通过进入大学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高考就是一个基本的教育保障。”

  惠慧更将高考看作是一次检阅、一次挑战。“高考结束后,没有预想的兴高采烈,而是心里空空的。因为进大学是之前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进入大学后应该怎么做。而进到大学后才会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高考是对以前机械性学习的检阅,是在人生中种种需要克服的难关中最初的、最简单的一个。”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王蔚 实习生 周永媛

图说:为高考冲刺,为青春喝彩。 视觉中国 图

  (二)“舍不得走远”与“出去闯闯无妨”

  第一志愿“必需”是上海的大学

  父亲:胡耀明(1978年高考)

  40年前的那场高考,对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副所长胡耀明来说,不仅是自己科研人生的起点,更是自家两代人的科学灯塔。

  作为当年上海第55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参加1978年第二届高考,有点顺理成章。“当年高考并不像今天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得上就去深造,考不上就工作去。”文革那十年正是他从小学到中学的读书年代。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中学时代的胡耀明就比较爱读书了。那个年代,学业较为松散,父母没有要求,只有兴趣是自己的领路人。放学之后,他常常一个人跑去图书馆泡着,借阅跟数理化有关课外书籍,“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就是很喜欢看。”

  临近高考,学校组织备考,他被选拔进入了提高班。最终,他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选择电子工程专业,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填报上海的大学,则是母亲的“强迫”。“当年才18岁,只知道要学自己感兴趣的科学学科,会不会离开上海,毕业后还能不能回来,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最初,他的每个志愿都是外地。后来,母亲舍不得儿子“走远”,“逼”他把第一志愿修改成一所上海的大学。

  多年以后回忆起大学四年,胡耀明深感自己的眼界被一场高考打开了,思想的深度被一场高考夯实了。“当年学的知识,在走入工作岗位后才发现,与实际相去甚远,但是扎实的基础知识,却为今后几十年的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胡耀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到副所长。他觉得自己能够脱颖而出,具有一点科研特长,就是能从具体技术操作中总结出一整套方法和理论,再回到具体实践中,有效地指挥技术操作。而这些完全得益于大学四年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成长。

  而且,当年的大学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纪差距也很大。“同一个班里,有年纪比我大一倍的中年人,也有小我四五岁的‘少年’,相互之间的文化和思想不断碰撞,大大开拓了眼界和心胸。”

  在东北踏踏实实求学挺好

  儿子:胡怡童(2008年高考)

  儿子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选择了软件工程专业。很多人会不舍得自家的上海娃娃考到外地去,特别还是冰天雪地的东北。小胡当年在一所区重点高中读书,很多同班同学选择了出国。“我们家庭倒是觉得读大学,还是要学理工科。只要能学到本领,读个好大学,孩子出去闯闯也无妨。”如今已经就职于一家美国创业公司的小胡,依然觉得当年在国内参加高考,并就读一所国内理工科名校,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

  大学四年,他在北方安心读书。踏实严谨的学风,让他感到了人生的学习起点实际上从大学才开始。大三时,他作为交换生留学爱尔兰。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英国一所大学,继续攻读人工智能领域的硕士学位。

  如今,父子谈心时,科学是热门话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关键词,时不时往外冒。胡耀明还会不自觉地鼓励儿子多读点书、从自己本职工作出发,做点科学探索,“这种从工作经验到理论总结的思维习惯,就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给我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啊。”

  新民晚报记者 马亚宁

图说:少年胡歌。 网络图

  (三)胡歌与恩师陆军“对话”高考

  经历上海高招唯一一届“3+6”

  老师:陆军(1987年高考,南洋中学校长,曾任教于市二中学)

  30年,弹指一挥。当时看得比天大的高考,经历过后才明白高考只是一种经历,而不是全部。但在梦中我还是会回到七宝中学高三(6)班的那间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的身上……

  那时我们也正面临高考改革。1984年9月进入高中的我们在高一阶段就开启了高考进程:高一结束考历史,高二结束考地理,高三那年的5月考政治、物理、化学、生物,这六门学科被称为会考,真正的高考是7月7日、8日两天的语文、数学和英语考试。九门学科的成绩全部计入最后的高招录取总分,文理科考生的区别在于六科会考成绩在录取总分中按不同比例折算加以统计:文科生以政史地三门学科会考成绩的70%和理化生三门学科会考成绩的30%相加计入总分,理科生则正好相反。折算后六门会考学科合计300分,高考学科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00分,最后总分640分。1987年上海的这种高招模式只尝试了一年,我们是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

  虽然文理科考试的科目、内容、要求完全相同,但当时学校还是把我们这些想考文科的学生分了出来,组建了一个文科班。同学们兴趣相投,都带着些80年代文艺青年的气息,课后常常会讨论关于文学、艺术的话题。同学间经常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缓和了不少“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那时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大的课桌上摆放着一排教辅书和练习册,用两个铁架固定。累了趴在桌上就像埋在书堆中一样,打个小盹,老师也不会发现。我们埋头看书、做题,做着一张张试卷。最后已经不太计较试卷的分数,只求尽力去搞懂那些打着红“X”的错题。

  那时我的目标还不十分明确。班主任朱老师可能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老师,推荐我去参加上师大召开的一个会。从此对这个学校感觉挺好,午饭也特别好吃,回来后也就把考进上师大定为了一个目标。

  我们的志愿填报在高考之后、分数公布之前进行,每位考生根据自己的预估分数填报。最终我顺利地被上海师范大学录取。高考引领我迈入了教育的殿堂,并一直走到今天。无论以前在市二中学当政治老师,还是现在在南洋中学任校长,我常把自己的高三经历和学生们分享,给他们鼓劲。

  高三是我人生中最骄傲的时光

  学生:胡歌(2001年高考,演员,高中毕业于市二中学)

  我的高考经历可能对大部分高三同学来说并没有借鉴意义。由于通过了艺考,我的高三生活比较特殊,其他同学都是万米长跑,越是接近终点,越是咬紧牙关,全力以赴。我却恰恰相反,先紧后松。然而,高三仍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时光。

  我一直认为,中学是人生至关重要的阶段,它是每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起点。尤其进入高三之后,学习的意义和目的更加清晰。而那个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高考。我告诉自己,一旦走出了中学的校门,我就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我要对自己,父母,对社会和国家负责。我常对自己说,“不要让十年后的胡歌瞧不起你。”那种感觉会让我莫明地兴奋,也会有一丝紧张。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义未来。

  现在回想起来,高三第一学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时光。我们的高考是“3+1”模式,高二结束,要从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选一门作为“+1”学科。我最终没有选择最喜爱的物理,而是选了完全不擅长的政治,完全是出于“哥们儿义气”,我要和我的一个好兄弟并肩战斗。所以我俩就一起投身陆军老师的政治课堂了(此处略微“拍个马屁”,事后证明和谁学不重要,跟哪位老师学非常重要)。

  说实话,我高中前两年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始终在中游偏下徘徊。高三第一学期我非常用功,成绩跃升至班级前三。我想说的是,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算晚,关键是恒心、毅力和有效的方法。要结合自己各门学科的学习基础,制定不同的迎考方案,比如政治和英语,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牢记所有的知识点。当然,一定要理解了再去背,才会事半功倍。这也成为我日后演戏背台词的时候屡试不爽的经验。

  其实,我当时我并没有打算报考艺术类院校,目标是本市某数一数二的大学。一个寒假之后,或许由于前几个月用力过猛,我当了“逃兵”,选择了一条对自己而言要轻松许多的道路——报考艺术类院校。由于我提前两个多月就通过了专业考试,并且得知表演系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所以在大家齐头并进、奋力冲刺的阶段,我提前放慢了脚步,没有和同学们一起拼到最后一刻。这至今仍是我人生中莫大的遗憾。

  回忆16年前的时光,印象最深的是陆老师经常会自掏腰包 请全班同学吃雪糕。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那年夏天带着丝丝凉意,但心很暖。

  此外,作为一个“艺考过来人”,我也有几句肺腑之言想与那些怀揣艺术梦想的考生们分享。不是每一个“逃兵”都有我的好运气。如果你没有基础,没有天赋,更没有对艺术的兴趣,那么,我真心劝你不要浪费父母的金钱和自己的青春。今年我亲历了上戏表演系的专业考试,从很多考生身上,看不到上述几项条件的一点影子。对大部分人而言,艺考绝对不是捷径,虽然近些年影视行业飞速发展,但是并非每个学校都有良好的师资,就算考上了,毕业后也将面临残酷的就业问题。愿每个考生都能在高三这一年,学会思考,学会联结过去与未来。

  新民晚报记者 陆梓华 整理

图说:电影《高考1977》 视觉中国图

  (四)《高考1977》导演的高考1977

  2009年,一部《高考1977》的电影创造票房奇迹,被誉“二十年最好的国产片之一”。时值高考恢复40年,该片导演江海洋说,“因为它触及了千千万万高考人的心灵。高考1977,同样改变了我的命运。”

  江海洋称自己是“一个从学校门走向另一个学校门的人”。1972年,上海恢复了技校,他就进入上海冶金机械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应用技术大学,分在机械专业,方向是培养助理工程师,学习的是机械设计。在校期间,他的文体表现很突出,做了很多学生活动,成绩也不错,毕业后就留校做了教师。而后从事了四年的冶金专业实验室的工作,但是心里一直想的还是自己最喜欢并且始终想从事的文艺事业。江海洋说,直到今天才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幸运是一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而这,正是高考给予他的机会。

  江海洋回忆,1977年的招生很突然,真感觉措手不及,起初以为工作还过得去,也就错过了当年的考试。后来身边的人都在报考各大院校,高考的形势也逐渐明朗,1978年他终于决定参加高考,第一个选择了电影学院。本想报考表演系,但在做演员的父亲的建议下还是报考了导演系,初入导演系的江海洋年龄算是班级里很小的。

  在大学里,江海洋天天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要什么。我的专业是什么,生活目的是什么。”就像第五代导演,他的那些同学一样,比如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知道“我要的就是电影。”事实也就是这样,导演班的同学们现在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江海洋感慨地说:“高考其实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命运”,转眼40年了,对于高考,第一是感恩,从小的说,自己命运改变了,大的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不断上升。其次是反思,能够感恩前辈,敢于抓住时代的机遇,反思民族和国家的多次变革。当然,现在也要思考,成也高考,败也高考。所以要不停的反思。

  《高考1977》孕育时,江海洋曾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感受,融入最初一万三千字的电影提纲中。影片中最让自己激动的片段是知青们坐着拖拉机去参加考试——当拖拉机半路坏掉跑不动的时候,他们仍奋力往火车站赶,有些人互相搀着跑,还有些倒下跑不动的叫着前面的人一定要好好考。不知道多少人在路上倒下,没赶上火车就等于没赶上人生的变革。

  江海洋感慨,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恢复了高考,也就恢复了整个民族的理性,恢复了公平公正公开。”江海洋认为,实际上中国77届、78届中学生给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恢复高考不仅仅对于77届、78届那些的人产生影响,而是对这一代人,以及这一代人的后代,甚至是后代的后代都能产生影响。“更希望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甚至是80后、90后的人有空都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当时的时代。”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

图说:加油吧,2017年的高考生! 视觉中国 图

  【专家访谈】真正走向高校与考生双向选择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上海一直致力于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招生考试制度就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率先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研究所禇慧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85年上海率先取得高考单独命题权,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在会考的基础上,1987年实行 “3+1”高考科目设置方案。

  据禇慧玲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上海推行高校自主招生的一系列改革举措。1993年,以原工业大学为自主招生的试点学校,上海采用试点和扩大试点的方法,包括招生计划、考试科目、录取标准和收费改革等。这期间,值得关注的还有1996年的上海“三校生”高考改革,1998年上海二期课程教材改革项目启动。1999年上海综合能力测试改革首先在保送生中的试点。2000年开始,上海在全国首批试点春考,考试对象以往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最鼎盛期共有十多所高校参与招生,有2000多个招生计划,考生也曾一度超过万人。然而,随着考试方式的多元及名校相继退出,春考吸引力有所下降,同期试点的北京、安徽、内蒙古三地叫停,仅剩上海“坚守”,但参与院校、考生人数等已大幅下降。

  此后,上海提出“解放两端、稳住中端”,鼓励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探索招生新模式,直接促成“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进行入学考试、自主确定入学标准、自主实施招生录取”的破冰之举。应届三校毕业生可选择参加5月份举行的高职高专统一招生考试或6月份举行的普通高考。

  2003年,全国22所高校获准可按当年招生名额的5%进行自主招生。2006年起,复旦、上海交大进行的“预录取”式自主招生探索,通过“自主笔试+面试”的方式,每年在上海各自预录取数百名考生。2010年起本市探索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学生报考中职校,就读3至4年后,如考核合格直接升入对口的高职校,2年后即可毕业,并获得相应学位证书。在此基础上,学生能通过专升本考试获得本科学位,还可报考专业硕士。

  随着2014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序幕的拉开,上海作为高考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试点省份之一,任务艰巨,备受瞩目。改革要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高考科目组也从“3+1”到“3+3”,特别是新推出的等级考科目组,这些都是高考改革的全新探索,也是从应试教育真正走向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对此,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郑方贤近日在上海招考热线上回答了网友的关切,认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首先反映高校的需求,隐含了不同大学的办学定位、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对高中生的学习科目要求;又由于不同科目成绩等第的可比性和学生自主选择的制度设计,它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学生的兴趣爱好、学校的教学水平等综合因素。

  郑方贤说,我们以往的高考制度,一是过分强调了分数的作用,抑制了高校和高中学生的选择性;二是阻断了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系,使得高中教育以高考为目标,高等教育以高考为起点,把学生成长的完整性以及教育的系统性加以硬性分割。此次高考改革方案提出了“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关联度”的要求,本市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充分体现这一要求的,只是长期的习惯使得我们关注的焦点或引起的焦虑往往集中于眼前的分数上,而经常忽略对高校招生需求的认识以及对改革系统性的认识。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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