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街头的“小报童”已至耄耋之年，70年前的今天是他们将上海解放的传单贴满大街小巷

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这几乎是每个上海人都熟悉的旋律。可是，你可曾知晓，70年前的今天，上海全境解放前夕，正是这群机灵的小报童一边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印制的《庆祝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传单发送、张贴到大街小巷，一边将原来国民党反动派张贴的所有标语撕光，使市容面貌为之一新。

图说：报童歌新 民晚报记者 孙中钦 摄（下同）

　　你又可曾了解，时至今日，当年的小报童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每年5月和10月，他们总会相约聚在一起，聊一聊大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在黄浦区山西南路上，由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为穷苦报童创办的“报童小学”，至今仍桃李芬芳。在母校校园，几位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图说：当年的小报童如今常回母校，和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由左至右为何翠宝、刘嗣通、刘慧珍）

　　一进校部门，就再也不是“小瘪三”了

　　报童小学校史馆还保留着当年小报童们使用的卖报袋，足足有一个孩子半人多高。

　　父亲出海时船只被日军击沉，母亲和弟弟、妹妹几年内因贫病交加而亡，哥哥姐姐则各自出门去学生意……在今年86岁的何翠宝老人心中，七口之家分崩离析的苦难始终清晰。卖灯油、卖糖果、卖报纸，8岁开始，小小的姑娘就需要独自面对磨难。“总是天不亮就要去申报馆附近的报贩子那里批报纸，卖日报，下午四五点钟再去卖晚报。卖报要跑得快，才好抢到新闻。否则，就有可能要‘吃烧包’……”何翠宝说。“吃烧包”，是报童们的“行话”，指当天的报纸没有卖完。

　　刘慧珍是何翠宝当年一起在街头卖报的好姐妹，没想到绵长的友谊，就这样延续了一辈子。刘慧珍说，为了招揽生意，大家不能只在一条路上呆着，每天，她的卖报路线北至大世界，南至“八仙桥”（今天上海音乐厅附近），东至西藏南路，西至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附近。“要让人家看到有啥报纸，所以十几种报纸摊开来，就像抱着一个大小囡！”

　　为了能吃饱肚子，报童们拿着低廉的收入想起办法。卖完报后，相熟的几个人去小摊贩那里买一碗菜饭或者馄饨，分着吃，大概是他们顶快乐的事情了。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是换点“六谷粉（玉米粉）”带回家，冲成糊糊，顶饿。

　　报童们的命运，在1948年春天得以改变。“4月的一天,我正在南京路上卖报，一个青年人亲切地问我，你愿意去读书吗?读书识字？ 我当然愿意，但是我说我没钞票。没想到，他跟我说不用付学费！”刘慧珍后来才知道，这位好心的青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家昌老师。

　　被张老师带到当时位于四川路青年会二楼大厅，她才看到，和自己一样好运的，还有几十个小伙伴。他们分为大、中、低三个班级，年纪大的十八九岁，小的才八九岁。

　　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不是“小瘪三”了！

图说：机灵的小报童们

　　白天卖报晚上上学

　　被小报童们视作“一个全新世界”的地方，正是陈鹤琴先生创办的报童小学。1938年，著名爱国教育家陈鹤琴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十所报童学校，倡导“一切为了儿童”，重视和积极推进苦难报童的义务教育。1939年，十所学校的报童们身着统一背心，上街叫卖，并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给抗日前线的战士。

　　然而，一年不到，受到当局压力，传播进步思想的报童学校就被迫关门了。直至，1948年，重新招生。教师中，有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报童们白天卖报，晚上到校学习文化接受救国启蒙教育。进步报纸成为了报童们活的教科书，报童学校也成为了传播先进文化、宣传爱国教育、发展进步力量的摇篮。

　　“每天上语文、算术课。有时还上唱歌、舞蹈课，这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刻。”刘慧珍觉得，老师就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亲切。老师中很多人也就只有20岁左右，高中或大学毕业，就投身了革命。她记得，第一节语文课上，老师教的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小诗，“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 唱歌课上，刘慧珍特别爱唱《傻大姐》中的“她为什么这样傻，就是因为没学文化”,《团结就是力量》中的“向着法西斯开火”,《山那边哟好地方》中的“你要吃饭得耕地，没人为你当牛羊……” 为了培养报童们的纪律性，教师还组织报童们去苏州远足，去外滩、外白渡桥春游。

　　1948年夏天，国民党反动当局扣了报童学校的办学经费。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利用八月八日“爸爸节”，开展义卖纪念花筹集办学资金的活动。报童们在南京路一带的酒家、戏院门口卖花。机灵的小报童们有个妙招——专拣“谈朋友”的有钱男女青年，往他们手里送花，还往阔太太、阔少爷胸前插花。

　　在老师们的教诲下，报童们卖报时也有了选择——只卖进步报纸，汉奸们办的反动报纸，坚决不卖。

　　“小报童”刘嗣通老人回忆，当时的民心所向，从卖得最火爆的两次“号外”内容可见一斑——一次是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另一次则是解放初，毛泽东主席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尤其是第二次，一天的卖报钱就可以足够买一件价格不菲的“列宁装”，刘嗣通说，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于是就用这笔钱买了第一笔国债。

图说：毕业证书

　　“报童近卫军”悄悄夹送传单

　　1949年，上海解放在即。如何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情况及时告知百姓？如何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一支“报童近卫军”在报童小学秘密组建起来。小报童们穿梭大街小巷，秘密印刷并发送革命传单、侦查敌军驻防、武器装备，成为可靠的小情报员。

　　“你是共产党员了，不再仅仅是个报童！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是对你的考验。 要记牢，多发一份传单，就等于向敌人多射一颗子弹!”刘慧珍说，大家牢牢把老师的话记在心里。发传单前一天晚上，她和何翠宝等几个女报童就睡在一名同学家里，先准备好传单。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大家赶到约定的四川路邮局会面。发传单时用报纸做掩护，沿南京路至江西路、四川路穿弄堂散发。

　　报童们熟悉地形，尽量不走只进不出的“死弄堂”。有人发传单，也有人望风，并设计了一套暗号——太平无事就喊“《大公报》要伐？”可以放心地将传单塞进人家门缝或报箱；发现有人来了就喊“《新闻报》要伐？”发现可疑的人来了就喊“”申报》要伐？”大家就赶快散开。“紧张总归是紧张的，有时候人家忽然开门，出来倒马桶，也会把我们吓一大跳，以为警察来了。但是小报童们都很活络，每次都能完成任务。”刘慧珍说。

图说：送包布袋

　　秘密制作红花迎接解放军

　　1949年5月，根据上海快要解放的形势需要，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报童小学党支部决定由沈婷娇、伍进忠负责，在全校建立公开的进步学生团体“好朋友团”。以党员学生和“报童近卫军”战士为骨干，组织三个分团，分头发动同学们秘密制作红花、红星、小红旗，排练欢迎解放军的歌舞，为迎接和庆祝上海解放做准备。

　　“一听上海要解放了，我激动得跳了起来！”每次和报童小学的孩子们讲故事，说到这，何翠宝老人总难掩兴奋。为了不引起怀疑，老师叮嘱小报童们，若是有人问起为什么要做红花，就说是学校开联欢会要用。刘慧珍回忆，她和弟弟妹妹、母亲一起做红花，做完就藏在床底下的一只大木盆里，五角星则用纸包好后，放在一只储存六谷粉的缸里。一天，全家正忙着做红花，邻居家一个伪警察走来了，他们赶紧把红花收拾起来，幸好没被发觉。

　　5月25日晚，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后，一些政治上可靠、年龄较大的学生组成“人民宣传队”和“人民保安队”，或上街维持社会秩序，或进行“三光行动”-------将革命标语贴光、革命传单发光、残留在街巷的反动标语撕光。“好朋友团”和“报童近卫军”们则集中到“四明公所”（现淮海东路广西路口）制作标语。5月26日清晨，张家昌老师带领约20名小报童，到格致中学集中，戴上“人民宣传队”臂章，冒雨上街张贴人民解放军进城《布告》。在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时，报童们学的歌舞、做的红花全都派上了用场。5月27日 上海全境解放。当晚，师生们第一次聚在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第一次唱响了《东方红》。

　　上海解放初期，报童小学师生曾先后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二封信，他们动情地说:“在旧社会里过尽牛马，被人认为是臭瘪三的报童，今天翻身做了主人，人民的胜利，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谁要破坏，我们就跟谁拼到底”。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曾回信勉励师生：继续努力工作学刁，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青年为国家服务。

图说：报童学校曾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二封信，并收到了回信

　　令刘嗣通老人自豪的是，报童们的前进步伐，并没有随着解放而停步。1938年就读的第一届小报童，很多参加了新四军；1948年就读的小报童们在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安排、推荐下，或南下或北上，或参军或参干，投入各种革命工作，先后三批近六十人参加了公安工作。刘嗣通做了一辈子公安，曾任长宁公安干警文化学校常务副校长，何翠宝老人曾任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副处长，刘慧珍老人曾担任了上海复旦电容器厂副厂长。

　　如今，报童小学几经搬迁，然而，当年小报童们爱国荣校的精神则在老人们的讲述中，在今天的孩子们心中，继续生根发芽。

　　新民晚报记者 陆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