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想起老周

　　 老周的大名是周介人，与他共事的那些日日夜夜总是难以忘怀。

　　老周是我们《上海文学》杂志曾经的执行副主编，既管版面也管行政的一把手；他的大名——周介人，文艺评论家，文学圈内人尽皆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不仅佳作迭出，杂志发行一日三涨，而且杂志编辑只管一门心思组稿、审稿，无须操心钱的事。工资由国家财政拨款，杂志的经营发行则全部归出版社负责。

　　可谓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能不情趣盎然，谈笑风生！

　　只是幸福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杂志的发行量渐渐陷入颓势，阴跌不止。出版社像是会看K线的操盘手，在我们还以为只是暂时下跌，马上会反转并东山再起的时候，便早早跟我们分手，说把经营权拿回去吧，赚多就是你们自己的。不久，财政拨款的政策也打折扣缩水了，一夜间，我们几乎就成了一家自负盈亏的单位。

　　一开始，我们还雄心勃勃，梦想着有朝一日发行量创天文数字，企业争着要上我们的封底或是封二封三做广告……老周还招兵买马，成立经营开发部，同时另外申请办一份《企业文化》杂志，邀作家为企业家立传，以换取企业对杂志的支持。

　　那些年，老周常被经营部的人拖着到处跑，忽而工厂，忽而乡村。我为此曾在一次杂志社会议上提意见，说作为一名杂志的头，没必要事必躬亲。我的言外之意是，你老周有点不务正业了。

　　那段时间里，杂志社的壁橱里堆满了企业家赞助的衬衣、雨伞等物品，但换不了钱，杂志社还是每况愈下，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就更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地步。印刷费欠了多期了，作者的稿费又该寄了……

　　大家共克时艰，作为当家人的老周，总想着给大家发点奖金，尤其逢年过节，不是说一声“节日愉快”就能打发的。虽说清汤寡水的日子大家也习惯了，只是老周觉得对不起大家。那些年，春节拜年是老周的头等大事，不是给他远在家乡的老父亲，而是给与他没一点血缘关系的企业家，上门请安存候。按说，像老周这样的年龄和地位，德高望重的，身子骨又羸弱，一到春节想给他拜年的作者、朋友，多了去，他只需在家守着，给来者赐个座、赐杯茶；倘若累了，头往后背一靠，人家也就识趣告退了；他亲自上门给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拜年，那场面多少有点滑稽。当然，那绝对不是因为幽默。评论家雷达在后来的一篇悼念文章中说，那些年，他发现平时喜欢说笑的老周，幽默感也几乎快消失了。幽默感的多少、浓淡与心境好坏是成正比的。

　　在《上海文学》欢庆65岁生日时，重提往事，颇多感慨。过来之人，怎么能忘记岁月的曲折？如今再回想那次在杂志社会议上，我对老周提的意见，我就深深地后悔，没有当年他不辞辛劳，一次次的“事必躬亲”，杂志社撑不过那段艰难的时日。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道理我想清楚了，只是已经没机会向老周当面认错了。（张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