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躲在信后的母亲

我母亲是宁波籍的上海小家碧玉，18岁那年嫁给当作家的父亲，从文青变成父亲的贤内助。母亲毕业于新闻专科学校，一生在出版社当职员。

母亲以当职业女性为傲，她不爱且不擅长做家务，也许是觉得干家务活这种劳动不需要多少智商。母亲喜欢阅读，喜欢看戏看电影，喜欢听人讲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她最爱的是动手写信。

父亲去世时母亲五十四岁。我们兄妹7个支援内地，支援边疆，上山下乡，分散在全国各地。母亲孤独留守在上海，用手中一支笔，靠写信将四川北路老家变成儿女们的世界中心。

母亲的字端正圆润，信写得平实朴素。她称呼我们名字中的一个字，比如写给大哥是建儿，写给我是明儿。信的开头总是聊聊天气情况，接着讲讲国家大事，随后通报家内新闻，从大哥的近况开始讲，老二老三老四逐一排队，分述各人简况，然后是针对收信对象的专题，最后才谈谈自己过得怎样。虽然是措词和缓、格式重复的“老三篇”，但母亲写得简繁有序，重大事情讲得仔细一点，转述时有人物情节有细节，加上自己的评议，让我们得到母亲信息源的同时，分享了兄弟姐妹的喜怒哀乐。

人生的路怎么走，是成长年代最苦恼的事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父亲在的时候，家里都是他做主，父亲不在了，母亲只有把我们7个人面临的难题、困境在信中罗列出来，供我们思考。入团入党，调动工作，返城，恋爱婚姻，领导同事朋友关系等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会有那么多细细碎碎的烦恼，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抉择，每人每月一件烦恼，7个人不是得近百件。母亲慢吞吞细水长流地以自己的方式教育我们，她给我们的建议一直是开放性的，残酷青春期中有这样的母亲陪伴，甚幸。

在那个传统文化式微，教育缺失的年代，母亲的信是我的替补教科书。18岁到25岁我在农场种地，每天炊烟升起，下工走在田埂上，身子是劳累的，肚子是饿瘪的，灰暗情绪中，农村四季更替的自然美景从来不懂得欣赏。可如果回到宿舍，床上躺有一封母亲的来信，我可以晚点去食堂排队打饭，先看信，满足精神世界的饥渴。

大量写信锻炼了母亲的写作能力，母亲晚年出版了她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书《茅盾谈话录》，因为姐夫茅盾在母亲与他通过的近百封信中看到母亲的才能，曾鼓励她说，“你不必太谦虚，你的文字水平比一些高中语文老师要高很多”。

如果母亲活到今天，她不会排斥改用微信联络我们，我们家“老家团”微信群核心人物一定是她。母亲足不出户可以通晓发自四十多位子孙后代的最高科技最前卫最文艺最美味的信息，每天会有人变着花样哄她开心的。（孔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