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揭晓，来读读五位获奖作家为夜光杯写的美文

　　今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名单，共有5部作品上榜，按得票多少顺序分别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和《应物兄》（李洱）。五位获奖作家都和夜光杯有着颇深的渊源，这些年来他们为夜光杯写下许多好文章，我们从中撷取五篇以飨读者。

阳春面

梁晓声

　　早年的五角场杂货店旁，还有一家小饭馆，确切地说：是一家小面馆。卖面、馄饨、包子。

　　顾客用餐之地，不足40平方米。“馆”这个字，据说起源于南方。又据说，北方也用，是从南方学来的——如照相馆、武馆。但于吃、住两方面而言，似乎北方反而用得比南方更多些。在早年的北方，什么饭馆什么旅馆这样的招牌比比皆是。意味着比店是小一些，比“铺”却还是大一些的所在。我谓其“饭馆”，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说法。在记忆中，它的牌匾上似乎写的是“五角场面食店”。那里九点钟以前也卖豆浆和油条，然复旦的学子们，大约很少有谁九点钟以前踏入过它的门坎。因为有门有窗，它反而不如杂货店里敞亮。栅板一下，那是多么豁然！而它的门没玻璃。故门一关，只有半堵墙上的两扇窗还能透入一些阳光也只不过接近中午的时候。两点以后，店里便又幽暗下来。是以，它的门经常敞开……

　　它的服务对象显然是底层大众可当年的底层大众。几乎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但凡能赶回家去吃饭，便不太肯将钱花在饭店里，不管那店所挣的利润其实有多么薄。

　　店里一向冷冷清清。

　　我进去过两次。第一次，吃了两碗面；第二次，一碗。

　　第一次是因为我一大早空腹赶往第二军医大学的医院去验血。按要求，前一天晚上吃得少又清淡。没耐心等公共汽车，便往回走。至五角场，简直可以说饥肠辘辘了，然而才十点来钟。回到学校，仍要挨过一个多小时方能吃上顿饭；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店里。

　　我是那时候出现在店里的唯一顾客。

　　服务员是一位我应该叫大嫂的女子，她很诧异于我的出现。我言明原因，她说也只能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她说有两种价格的——一种8分一碗，只放雪菜。另一种1角2分一碗，加肉末儿。

　　我毫不犹豫地说就来8分一碗的吧。

　　依我想来，仅因一点儿肉末的有无，多花半碗面的钱，太奢侈。

　　她又说：雪菜也有两种。一种是熟雪菜，以叶为主；一种是盐拌的生雪菜，以茎为主。前者有腌制的滋味，后者脆口，问我喜欢吃哪种。

　　我口重，要了前者。并没坐下，站在灶间的窗口旁，看着她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我成了复旦学子以后，才知道上海人将一种面条叫“阳春面”。为什么叫“阳春面”，至今也不清楚，却欣赏那一种叫法。正如我并不嗜酒，却欣赏某些酒名。最欣赏的酒名是“竹叶青”，尽管它算不上高级的酒。“阳春面”和“竹叶青”一样不乏诗意呢。一比，我们北方人爱吃的炸酱面，岂不太过直白了？

　　那我该叫大嫂的女子，片刻为我煮熟一碗面，再在另一锅清水里焯一遍。这样，捞在碗里的面条看去格外白皙。另一锅的清水，也是专为我那一碗面烧开的。之后，才往碗里兑了汤加了雪菜。那汤，也很清。

　　当年，面粉在我国价格几乎一致。一斤普通面粉1角8分钱；一斤精白面粉2角4分钱；一斤上好挂面也不过4角几分钱。而一碗“阳春面”，只一两，却8分。而8分钱，在上海的早市上，当年能买二斤鸡毛菜……

　　也许我记得不确，那毕竟是一个不少人辛辛苦苦上一个月的班才挣二十几元的年代。这是许多底层的人们往往舍不得花8分钱进入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食店吃一碗“阳春面”的原因。我是一名拮据学子，花起钱来，也不得不分分盘算。

　　在她为我煮面时，我问了她几句：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24元，她每天自己带糙米饭和下饭菜。她如果吃店里的一碗面条，也是要付钱的。倘偷偷摸摸，将被视为和贪污行为一样可耻。

　　转眼间我已将面条吃得精光，汤也喝得精光，连道好吃。

　　她伏在窗口，看着我笑笑，竟说：“是吗？我在店里工作几年了，还没吃过一碗店里的面。”

　　我也不禁注目着她，腹空依旧，脱口说出一句话是：“再来一碗……”

　　她的身影就从窗口消失了。

　　我立刻又说：“不了，太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一会儿就好。”——窗口里传出她温软的话语。

　　那第二碗面，我吃得从容了些，越发觉出面条的筋道，和汤味的鲜淳。我那么说，她就笑了，说那汤，只不过是少许的鸡汤加入大量的水，再放几只海蛤煮煮……

　　回到复旦我没吃午饭，尽管还是吃得下的。一顿午饭竟花两份钱，自忖未免大手大脚。我的大学生活是寒酸的。

　　毕业前，我最后一次去五角场，又在那面食店吃了一碗“阳春面”。已不复由于饿，而是特意与上海作别。那时我已知晓，五角场当年其实是一个镇，名份上隶属于上海罢了。那碗“阳春面”，便吃出依依不舍来。毕竟，五角场是我在复旦时最常去的地方。那汤，也觉更其鲜淳了。

　　那大嫂居然认出了我。

　　她说，她长了4元工资，每月挣28元了。

　　她脸上那知足的笑，给我留下极深极深的记忆……

　　面食店的大嫂也罢，那几位丈夫在城里做“长期临时工”的农家女子也罢；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上海底层人的一种“任凭的本分”。即无论时代这样或者那样，他们和她们，都可能淡定地守望着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某种民间哲学。

　　也许，以今人的眼看来，会曰之为“愚”。

　　而我，内心却保持着长久的敬意，依我看来，民间之原则有无，怎样，亦决定，甚而更决定一个国家的性情。

　　是的，我认为国家也是有性情的……

　　（2009年7月5日）

梨花盛开的季节

徐怀中

　　荆风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红小鬼、小八路，他属于部队里知识型的少年才俊。15岁在江西上犹《凯报》发表散文作品，18岁创办“牧野文艺社”，19岁任“南昌晚报”记者、副刊编辑，开始养家糊口，也开始在显露他一身的文墨锋芒了。

　　1949年6月21日，荆风踊跃从军，在人民解放军诞生地南昌古城，进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行列。即刻背起背包随大军南下，穿插于浙、赣、闽、粤诸省，踏平广西十万大山，沿滇、桂、黔边地实施战略大迂回，不使国民党军队逃出境外。历经“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50年2月20日随陈赓将军进入昆明市。从此，彭荆风便在西南边陲的这一座高原春城永久定居下来，直至他驾鹤西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流传一段佳话，那就是云南部队作家群的崛起。的确，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冯牧同志的组织领导与精心培育下，一支文学劲旅崭露头脚，全国各大报纸杂志连续在发表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电影院里也在播映他们编剧的故事片、歌舞片，大有所向披靡不可阻挡之势。冯牧军团麾下的主力阵容约二十人，除两三个人之外，绝大部分便是如彭荆风一样在南昌参军的一批青年学子了。

　　回眸之间，不觉已经跨越了世纪门槛。云南部队作家群超过半数战友先行一步，离我们而去。其余也多因种种原因转业到地方工作岗上去了。只有荆风一人，始终没有脱去他的一身军服，从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职务上离休下来，作为一位老军人，仍一如既往，照常下部队跑边防，照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照常关上窗帘拧亮了台灯，不分日夜伏案写作。记不清穿破了多少双军用胶底鞋，他以自己脚步反复丈量过三迤大地。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滇东北乌蒙山系的峰峦垭口，无不记录了他内心深深的震撼，记录了他无尽的遐想。那高天流云，浓雾飞瀑，连同各民族质朴的语言与歌声，古老而又富于神秘色彩的多种民风习俗，无不注到这位军人作家的笔端，字里行间闪放出了清奇明丽的光采。

　　也正是云之南的群山万仞，正是澜沧江从绝壁峡谷间夺路而去的滚滚湍流，赋予彭荆风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人生姿态。他超越常人的坚强意志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76年他获得“平反”回到军区，我即刻赶去看望他。虽然正式恢复了文化部创作员职务，工作和生活并未步入正常。招待所临时分给他一间小屋，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床铺旁边挂起一块白布，白布那边是女儿彭鸽子的居所。支起一个炉灶，由女儿为他做饭，全权照管家事，保障父亲专心致志地“爬格子”。

　　正赶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黄伊来访，受到彭荆风父女热情接待。鸽子用的一个大纸箱作餐桌，先摆了四碟下酒的小菜，荆风一边与这位老朋友对饮，一边在讲述他未来的写作规划。客人自是欢喜不尽的样子，取得一份小说集或是散文集出版合同，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了。主人面颊开始稍稍发红，兴致正高，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一篇又一篇新作的预想效果。从一旁观察，令我不胜感慨。荆风前后两次蒙冤，刚刚结束了超过十年以上非正常的泥泞生活，来不及稍作养息休整，便立即踏上他新的文学旅程。他被迫耽误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已是年近半百，人生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他挥手之间，摆脱了内心的累累伤痕，急于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要去采撷边疆社会进步的诗请画意。

　　作为昆明军区文化部创作室的同建制战友，我与荆风总是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写作情况。大致想来，荆风该是为广大读者奉献出了两部优美清澈的散文集；18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被选为初中语文课文的《驿路梨花》等名篇佳作；作为他写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高峰期，则是在他步入不惑之年才拉开序幕的。7部长篇小说和5部长篇纪实文学相继问世，如同连珠炮似的，一个集团发射覆盖下来。

　　给我的感觉，后期的彭荆风愈加视野开阔，愈加才思敏捷。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追求清新灵动与思想深邃，具有沉郁深厚的历史纵深感。描绘边疆的地理风貌也十分细密，被赋予生命气息。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以宽正面全景式手法与波澜壮阔的宏大气势，记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收官之战，荣获鲁迅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是荆风深入临沧边地采风的重大收获，连中国铁路博物馆，对一条尘封已久的跨境铁路一点也不知情，这位离休老军人，无意间填补了国家铁路史的空白一页。

　　在朋友圈内，荆风是最冒尖多产作家。荆风毕生钟爱着遥远的云南边疆，他留给云之南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以篇目和字数来统计的，他留下的是整整一个梨花盛开的季节。

　　（2019年7月26日）

梦境

徐则臣

　　急着回家看祖父。

　　左前脚受过伤的黑狗一瘸一拐地要跟我去，没答应，把它关在了屋里。既像是骑着摩托车，又像是开车，走了四分之一的路吧，小狗出现在我车边，跟我并排跑。不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也不知道它是如何找到和追上我的。我急着回去，难以分心照看它，又让它回。然后，车突然加速继续跑。一直跑一直跑，着急得不行。

　　通知我回家时，我就知道情况不妙，恨不能跺跺脚就到了家。我清楚地看见梦里的自己急成了什么样。路不太好走，天也有些暗。我能感到路的颠簸，眼睛越睁越大。总算到家了，没听见什么动静，却看见小黑狗，不知道它走的哪条路，跑得比我还快，正站在家门口。

　　就这么一截梦。醒来后我把家里养过的狗全想了一遍，有过黑的，也有受过伤的，但不记得是不是左前腿了。

　　祖父三年前去世的。

　　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跟祖父祖母生活在一块儿。

　　（本文即将刊登于8月19日的夜光杯）

文化人格的魅力

陈彦

　　德国迈宁根市，在世界地图上是很难找见的，如果与中国某一个城市相比，我甚至觉得规模比我家乡镇安县城大不了多少，但它的现代化程度和文化根底却绝不可小视，它敢连续举办八届有世界影响的国际艺术节，并且是从五大洲一洲选调一台剧目，经费全由他们承担，除经济基础外，这种文化胆略和文化意识是令人惊奇咋舌的。

　　迈宁根剧院有130年历史，当我们走进去时，没有看到一点破败相，相反，自拱顶至地面的典雅富丽，让人有一种置身宫殿的感觉。听剧院舞台经理讲，剧院的保护经费除演出收入外，更多的来自迈宁根市市民的捐赠。一千多把座椅每把价值1000荷兰盾，全从荷兰进口，质地异常精良考究。我奇怪每把椅子背后怎么都有一小块文字各异的铜牌，原来那上面镌刻着捐赠者的姓名。不知我们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设施，能否招来这样的捐赠，如果能，我想我们的剧场就不缺好椅子坐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剧院能把130年来上演剧目的画幕，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那一幅幅精美的油画，配以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和简约的解说词，立即，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便被镶嵌起来，形成了一轴历史与艺术的风情画卷，不仅赏心悦目，而且让人从中看到了德国一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德国的另一个感受是观众非同凡响的素养。过去总听人说西方人看歌剧，严谨庄重得犹如参加某项盛典，这次亲历目见，深有同感。我们演出的秦腔历史剧《杨七娘》长达两小时，除中场休息20分钟外，一千多人的剧场没有发现一个来回走动者。基本是开演前两三分钟就全部坐定，演出中不断:为精彩绝妙处鼓掌，结束后全体起立，以长达十几分钟的热浪似的掌声向艺术家喝彩致敬。我自始至终坐在观众席上，除感受到观众的审美激情外，更体味到了文化的尊严感。我们演出时的室内气温大约在25℃左右，然而观众全都穿戴齐整，随着场内灯光和人体热量的扩散，许多人腮边涌流着虚汗，然而却没有一个剥去外衣、脱鞋挽袖的。至于呼机和手机的呼叫声，在这里更是闻所未闻。

　　我在剧院创始人的雕像面前站了许久，倒不是感到了他的伟大，而是在思考德国人对文化史的尊重，像这样的文化人雕像，在小小的迈宁根市不下十几处，有的是出生在这个城市的，有的是灵魂安放在这个城市的，有的是为这个城市文化建构做出过贡献的，当然还有其它各类精英人才，他们除了思想、功绩不朽外，面庞也以铜质、钢质、石质的坚挺，永远沐浴着清风明月。如果这样“级别(实在是为了好理解)”的文化人，都能享受人们世代的顶礼膜拜，我想仅长安就可以竖起很多来，然而，我们有几尊?

　　我们有长城、有兵马俑这些世界文明的奇迹，但我们还应该有创造了这些奇迹的人。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首先是哥伦布，其次才是实用的新大陆。文化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文化人的尊严。我们不能只有美好的《史记》，而没有美好的司马迁，只有传世的《窦娥冤》，而没有家喻户晓的关汉卿。我们应该在历史的航程中，小心翼翼地珍藏下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使这个民族的文化人格呈现出魅力四射的光斑。

　　（1999年9月2日）

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

李洱

　　我第一次听到钱谷融先生的名字，是在1983年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当时学术界有“南钱北王”一说，“南钱”指的是钱谷融先生，“北王”指的则是北大的王瑶先生。这两位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意义，已得到广泛承认。不久，在冉忆桥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冉忆桥老师告诉我们写论文要引用经典作家的观点。她举例提到，钱谷融先生的观点就是经典作家的观点。冉老师确实经常引用钱先生的观点，引用最多的自然是《论“文学是人学”》和《人物谈》里的话。冉忆桥老师也告诉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当中，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史存直先生，可以称为“先生”。我们自然能听出这句话的分量。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专用名词。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有钱先生的多位弟子，他们有的刚毕业留校任教。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和相关选修课的，是许子东和王晓明，他们是钱先生的研究生。关于钱先生的很多观点，很多细节，我们从这些老师那里知道不少。钱先生的另一位弟子殷国明，就在我们班上实习，他上来就介绍自己是钱先生的弟子。钱先生的另一位有名的弟子李劼，当时还在读研究生，更是言必提到钱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李劼的硕士论文就叫《“文学是人学”新论》。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钱门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

　　钱先生本人，我们只能在一些学术讲座上遇到。不过，钱先生从来不讲，都是陪着别人来讲。他甚至懒得坐到讲台上，而是和学生一起坐在下面。钱先生曾陪着王瑶先生来华东师大讲课。徐中玉先生也曾陪着李泽厚先生来华东师大讲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能领全国风气之先，徐先生和钱先生无疑起了极大作用。某种意义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钱先生和徐先生，已经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象征。

　　大约在2010年，有一次我去华东师大讲课，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谭帆教授约徐中玉先生和齐森华先生一起小聚，谭帆教授说，钱先生知道我回师大了，本来也要来的，临时有事来不了，托他问个好。我自然感动不已。2013年夏，我去杭州讲课，路过华东师大，在逸夫楼下的咖啡馆里，有幸与钱先生闲聊，并合影留念。别人介绍说，这是李洱，他说知道知道，我们师大的学生。当时，有不少人看到钱先生，都过来与钱先生合影。钱先生手拄拐杖，来者不拒。我还记得钱先生当时的眼睛。年过九旬的老人，眼睛还那么明亮，还那么灵动，能随时观察到周遭的一切动静，让我着实暗暗吃惊。

　　2016年11月，钱先生来北京出席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我去看望过他，并陪他吃了两次工作餐。有一次，南帆、吴俊、杨扬和我，陪着钱先生在餐厅吃饭，我发现钱先生只吃肉，不吃青菜，钱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青菜嚼不动。钱先生嚼不动青菜，却能嚼得动烤鸭和酱鸭，令我们感到惊奇。晚上我送了几盒茶叶给钱先生品尝，杨扬在旁边说，这是好茶啊。钱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不是好茶，明天早上喝了就知道了。”算下来，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两次近距离接触。

　　众所周知，在现代作家中，钱先生最喜欢的是鲁迅和周作人，手不释卷的是《世说新语》。钱先生本人写得很少，著作等脚，但这双脚走出来的路，却是一条与当代中国文人不一样的路。众人皆看到了钱先生的散淡，钱先生本人也常自称“懒惰”，但我常常觉得，这“散淡”和“懒惰”中，或有深意存焉，不然，他的文章不会写得那么好。钱先生早年曾著有一篇散文《桥》，据说那只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写的一篇作文。我至今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听格非讲过大意：人们都说要到河的对岸去，但“我”却认为，没必要过去，那边风景跟这边是一样的，看了这边，也就可以知道那边了。不过，不久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钱先生关于“桥”还有另一种说法。钱先生认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千古的悲剧，就是因为缺少了一座桥。钱先生无疑是有大智慧的人，这大智慧中，怎能少得了对人生苦况的深刻理解。认为千古悲剧是缺少一座桥的钱先生，在他的晚年何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座桥，试图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学，好走出那千古悲剧？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学馆工作的人，我或许也应该顺便提到，这一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竣工典礼的日子。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很关心，也是现代文学馆的学术顾问。在我替中国现代文学馆起草的唁电中说：“钱谷融先生，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教育家，他杰出的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赢得了荣誉。钱谷融先生，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我想，了解钱谷融先生的人，或许都认可这个说法。

　　一个传奇，一个留下传说的人，注定是不朽的。

　　（2017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