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从“吃素姑娘”到英勇斗士

　　母亲的两张照片见证了她革命的一生。

松潘路明德里3-5号，朱英如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旧址

　　我家珍藏着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微笑着与我母亲朱英如握手，另一张是慈祥的宋庆龄副主席满面笑容地与母亲同进午餐。看到这些照片，我就回想起母亲朱英如革命的一生。

　　母亲曾是个少言寡语的“吃素姑娘”，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像春雷震撼着中华大地，也唤醒了母亲。1925年6月，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母亲也英勇参加了这几场战斗。同年11月，母亲不幸被捕入狱。当时，她身上有份党员名单，被捕后，她急忙把名单塞到嘴里。受审讯时，她就称自己“不晓得”“不识字”。敌人气了，打她耳光、她就骂，于是，敌人就用皮鞋乱踢，用鞭子抽，她的皮肉都裂了开来。

　　被捕后，母亲发现住在前楼的谢庆斋同志也被抓进来了。敌人在谢家搜出一些文字印刷品，母亲抱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挽救战友的决心，一口咬定印刷品是自己捡来放在谢家，准备生炉子用的，以此减轻谢庆斋同志的“罪状”。

　　被捕时，母亲已有几个月身孕。直至快临盆，敌人也不准她保外分娩，甚至连热水也不给。后来，难友们就把自己喝的开水省下来，送给她的孩子洗身。孩子出生后，看守要把孩子送去赎罪、拯救灵魂。母亲说：“我没罪，也不要拯救什么灵魂。”她坚持把这个革命后代保全了下来，他就是我的哥哥沈鹏里，长大后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

周恩来总理接见朱英如（1963-1-24·上海）

　　1932年1月，母亲“刑满”释放。出狱后的日子，衣食无着，但即使生活再艰苦，她也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我要继续为党工作。”

　　1938年底，母亲来到中央玻璃厂当宿舍管理员，那家厂的工人集体宿舍在松潘路明德里3-5号，我们一家就住在这里，工人们晚上回来，母亲就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讲大革命时期的故事，那个宿舍区先后有12名工人参加了新四军或抗日游击队。

　　1946年，母亲重新回到了党的组织，明德里也成了党的“联络站”，她利用明德里的有利环境，收听延安广播，油印宣传品，保存党的文件。她还利用敌人节节败退的有利时机进行策反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母亲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地下党调查来的很多敌人重要设施的档案资料，都由母亲保管。她戴着老花眼镜，写出一封封信给国民党官员，进行警告和政策攻心。一叠叠“人民保安队”的袖章在明德里做好，用菜篮子掩盖着发送出去。有一部分敌军从前线撤退下来住在明德里工房，母亲抓紧时间做策反工作。解放军一打进上海，母亲就发动群众包围那些敌军，迫使他们缴械投降。

宋庆龄与朱英如等在职工食堂共进午餐（1958-10-17）

　　1957年，在一个参加过三次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母亲又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亲切地和她握手，回忆起三次武装起义中，那个扎着小辫子、冒着敌人枪弹奋战的女工，周总理对她说：“人退休了，革命可不能退休啊！”退休后，母亲曾三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58年10月17日，宋庆龄国家副主席视察国棉十七厂时接见了母亲并与她在职工食堂共进午餐。

　　从“吃素姑娘”到党的英勇斗士，1964年母亲走完了有意义的66年人生，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沈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