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人生正道践初心

我生在旧社会，童年随母辗转执教在苏北解放区、日占区，饱受艰难，直到父亲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留在红十字会医院，全家才团圆。进小学不久迎来了上海解放，目睹解放军进城，从此个人命运和前途同国家融为一体。父母转公立单位工作，过上安稳生活。1952年父亲调至华东医院，条件又见改善。

我接受正规教育，戴上红领巾，加入共青团。国庆十周年，我们一群同学在人民广场畅谈“再过十年廿年，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次年，我以优异成绩考进上海医学院，成为与父亲相隔廿年的校友。进校后学校就叮嘱我们：十个同龄人中只有一人能进大学，要珍惜！我们刻苦学习，争当好医生。

母亲亲身体验从战乱到安定发展的变迁，她告诉我，父亲读医最艰难时是老家的新四军接济了几块大洋才未辍学，否则难以当医生。母亲心向党组织，专心教学，关心同事，常为贫困学生交书杂费，1956年成为我家第一名共产党员，给我极大的鼓舞。我学业优秀，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组织“学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活动，终于在1966年2月15日被吸收入党，我很珍惜。

1967年底，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一支以8名党员为骨干，有19名不同系学生的“指点江山医疗队”。1968年2月16日，我们告别上海去贵州。3月13日，到达毛主席长征到过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被安排在太拥工作。全区1万多苗、侗、汉等各族同胞散居在6个乡110个村寨。区卫生院仅有10名医务人员，几间简易病房，几张病床，除听诊器、血压表、扩创缝合用品和一只消毒锅外，无其他诊疗和手术条件，缺医少药难以想象。党支部带领全队紧紧依靠当地政府和医务人员，背着药箱跋山涉水送医送药上门，手术集中在卫生院完成。半年多医治了大量病员，打开了局面。我们还积极培训赤脚医生、接生员，推广中草药和针灸传统疗法，建立合作医疗制，普遍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在数年内基本达到“村有卫生员接生员、乡有卫生室、区有卫生院”“小伤小病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区和县”。后来，我们再转移到另一缺医少药山区落户。

我们奋战了11年，在当地成婚安家，践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诺言，留下深深的人生脚印。我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书生，脱胎换骨，一天能走百里山路救治病人，会挑水、砍柴、煮饭、种菜、喂猪、烧炭、修补衣袜，跟农民和赤脚医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朋友，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

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后，包括我和妻子在内的4名队员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我的导师戴自英教授是著名传染病、临床抗生素权威，他甘为人梯悉心指导，我明确为什么学而尽全力钻研，毕业课题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毕业后，我留在华山医院工作，幸运地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使我在合理应用抗菌药物领域具一技之长，成为卫生部合理应用抗菌药监测中心专家顾问、基层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培训的国家级师资。改革开放40年让我这段人生频频出彩！

在建党百年的日子里，回想入党55年的经历，坚信自己选择了人生正道，人生充实有价值。如今我已是78足岁的老人，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得认真重温百年党史，继续努力，一生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张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