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母亲离我而去已有19个年头了，每当教师节、母亲节、清明节来临时，我都要想起母亲，但我惭愧的是，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来纪念她。

　　我写过多篇纪念父亲杨可扬的文章，也许是父亲的光芒掩盖了母亲。人们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我的母亲便是这样一个默默付出、成就了我父亲一生事业的背后女人。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用她的一生培育了无数个学生，也用自己的身教培育了我们子女。

　　小时候，母亲深夜批改学生作文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有时候我一觉醒来，她还在灯下忙碌。那时候我还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等我长大了决不当老师，太辛苦了。可是命运是那样不可预测，当我在多年以后也成为了一名教师时，我理解了母亲的责任心。

　　1962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没想到教我语文的老师竟然是我母亲早年的学生。但这位管老师对我甚是严格，在她的手中，我的作文基本上没有得过5分（那时还是学习苏联的5分制），最好也只有4+，甚至经常是3分，也就是及格而已，我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心中难免有怨气。后来管老师和几位我母亲当年教过的学生一起到我家中看望我母亲，说起此事，我才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母亲教过普通中学，也教过中专和技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执教的技校所在工厂内迁到安徽山区“小三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和机床厂的工人师傅们生活在一起，她也是真心诚意要与基层工人们打成一片的，所以在她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知性，又有工人阶级的率直、豪爽。不但学生们喜欢她，工人师傅们也敬重她。那时候，工人师傅的收入很低，我母亲在经济上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而她自己却是省了又省。她很少为自己买衣服，她的衣服大部分是自己做的，其实母亲不善于做针线活，但为了省钱，她学会了踩缝纫机，买来了裁剪纸样，依样画葫芦剪裁，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学会了做衣服。

　　她对待我父亲老家贫困山区的亲戚们也是这样，陆陆续续资助了好几位爱好学习的后辈走出大山求学，其中纵然有我父亲的原因，但没有母亲的支持也是做不到的，为了别人甘愿付出，这是母亲一贯的作风。

　　我在写父亲的回忆录《鹤鸣九皋》一书中曾提到过一件往事，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微薄的力量资助一位当时因没有落实政策而穷困潦倒的美术史论专家，直至他落实政策后改善条件，此事一直没有人知道，在父亲逝世后的追思会上，一位阿姨讲述了这件事，她说是那位专家在去世前亲口告诉她的，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但我想，母亲是一定知晓的，因为父亲从来不管家里的财政，经济上的支出由我母亲全权掌管，包括给双方老家寄钱寄物，母亲就这样默默地支持着父亲。父亲能有今天的成就，母亲功不可没。虽然母亲对父亲从事的工作一窍不通，但她从来也没有让父亲为家中的琐事而分心。

　　父母亲也年轻过，也有着他们浪漫的青春岁月。我小时候就知道父亲有一位很亲密的异性朋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后没能走到一起，在他们各自组成家庭后，仍保持了纯真的友谊。这位阿姨的女儿后来成了一位全国著名的作家，在回忆我父亲而发表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父亲在1952年因历史错案受到不公平待遇，我母亲也被调离了《浙江日报》去中学当老师，当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她肩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是在这样的困苦与窘迫之中，杨伯伯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能够帮助她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她改编一些连环画的文字脚本，连环画出版后，妈妈能挣到少量的稿费，以补贴家用。那时候，妈妈还属于‘历史反革命’家属，而杨伯伯作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彼此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可他非但不像有些人那样对这个政治上‘有问题’的老朋友避之不及，还在私下里想方设法帮她找‘活儿’养家糊口——在那个严酷的时代，如此‘人性化’的为人为友之道，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和力量？需要怀有一颗何等善良仁慈之心？杨伯伯伸出无私的友谊援手，托扶了那条风雨飘摇的小舟，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全家人感激至今……”其实我母亲是完全知道父亲与那位阿姨的关系的，此事如果搁在一般人身上，难免会有一丝醋意，但他们彼此信任，母亲支持我父亲所做的一切，这需要多大的胸襟啊！

　　我写下这些怀念母亲的文字，并不因为她是一个什么名人或是有着特殊贡献的人，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然而值得我永远怀念她，因为她教会了我勤俭、宽厚、善良、付出与责任。（杨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