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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海外合作媒体连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来源:综合     作者:何儒 艾丛 倪婧     编辑:梅璎迪     2021-10-14 10:36 | |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上午11:55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公202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半授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David Card,理由是“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另一半共同授予两位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oshua D.Angrist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Guido W.Imben,理由是“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由于疫情尚未结束,12月10日纪念诺贝尔的盛宴将再次取消,改为获奖者所在国驻外使馆举行简餐,来年再邀请到瑞典吃诺贝尔大餐。

诺贝尔委员会经济学奖评委、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学教授解读今年获奖嘉宾,她说,今年的获奖者——David Card、Joshua Angrist和Guido Imbens三位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并展示了可以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他们的方法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移民如何影响薪酬和就业水平?更长的教育如何影响某人未来的收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用作比较的。我们不知道如果移民减少或者那个人没有继续学习会发生什么。然而,今年的获奖者表明,可以使用自然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是利用偶然事件或政策变化,导致人群受到不同对待的情况,类似于医学临床试验的方式。

David Card 使用自然实验分析了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研究挑战了传统智慧,带来了新的分析和更多的见解。结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个国家出生的人的收入可以从新移民中受益,而较早移民的人则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我们还意识到,学校资源对于学生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成功比以前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来自自然实验的数据也很难解释。例如,将一组学生的义务教育延长一年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该组中的每个人。一些学生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学习,对他们来说,教育的价值往往不能代表整个群体。那么,是否有可能得出关于多上一年学的影响的任何结论?在1990年代中期, Joshua Angrist 和 Guido Imbens 解决了这个方法论问题,展示了如何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精确结论。

“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以及Angrist和Imbens的方法论贡献表明,自然实验是知识的丰富来源。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这对社会大有裨益,”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Peter Fredriksson说。

皇家科学院老秘书长Göran宣布结束后到了自由提问环节,工作人员现场连线诺奖得主Guido W.Imbens教授,新民晚报海外合作伙伴北欧时报获得两个提问机会。

北欧时报 :祝贺您!请问是什么激励着您进行该研究?您对年轻的经济学者或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Guido W.Imbens 好奇心,无论是关于问题还是方法论。例如,试图弄清楚经济激励、家庭、社会地位等因素对年轻人上大学决定的影响,然后试图找到一个研究设计来回答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如何估计大学教育对工资、健康等的影响。 现在计量经济学家在因果推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今天这些方法将用于研究流行病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不同的领域。如果你对这些实证的问题感兴趣,那么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允许你在这些非常广泛的话题上有所思考。因此,对于考虑从事经济学职业的年轻人来说,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探索很多有趣的问题。此外不论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私人行业,经济学家都可以作出贡献。

北欧时报 :在过去的研究中,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您接下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Guido W.Imbens :与学生和同事讨论并试图了解分析他们的主要目标,以及在给定可用数据的条件下,思考如何用方法论解决问题是非常有趣的。方法论的挑战在于,在最少的可靠假设下,确定数据对所研究课题的意义。我很幸运有很多很棒的同事一起做着非常有趣的工作。

会后诺奖评委、经济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Per Johansson教授接受了专访:

北欧时报: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主要工作和成就?

Per Johansson :我是一名统计学教授,现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我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对“劳动经济学”“因果关系”“社保政策”的研究。我的研究方向主要关注对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分析。

北欧时报 :目前看来,大部分被学界认可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由美国的科学家提出的。比如去年获奖的“拍卖杠杆理论”以及今年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请问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Per Johansson 经济学是一个国际化的领域,现在主流经济学家都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使用不同类型的理论模型,但这些理论模型都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新古典理论将个人和企业视为市场上的代理人,这与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决策者可以规划经济。我们使用相同的理论框架这一事实并不奇怪,因为市场经济改善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

而且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做得很好,他们现在正在招聘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比如清华大学,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在研究诺奖获得者所研究的“因果实验”。现在经济学家的研究已经发展到经济学家以前没有研究过的领域,比如健康。我本人还研究了微粒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在这项研究里我们也使用自然实验。在逆温事件中,在地表较冷层之上有一个较暖层。这可以捕获烟雾,于是微粒反弹回来了。所以我们用这个自然现象来估计微粒对健康的影响。事实上,微粒对儿童的健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是平均分布的。因此,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相比,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人更容易受到颗粒物和空气污染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但它是流行病学以前一直在工作的领域。但现在大量的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正在使用流行病学家没有使用的这种策略。这是一种更强大的识别效果的方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年的获奖研究有关。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正在改进,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因为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在过去的30年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飞跃性进展。在过去的30年中,更多的是经验方面的增加,比如改进的方法,更好的数据。我认为逻辑方法论改进源于数据的改进。目前,我们拥有非常非常好的个人数据,这意味着我们还可以估计个人层面的事实,比如刚刚提到过的健康影响等等。这些发展主要是在美国。我在经济学领域看到的一个问题是,要想从事经济学事业,你基本上需要在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其他国家应该也要有享有盛誉的期刊。如果你在欧洲工作,如果你在中国工作,你需要在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那么你才可以在中国的大学、欧洲的大学获得更好的职位。但这意味着你关注的是与美国最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与欧洲和中国最相关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大学拥有所有最好的期刊。当然,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

美国期刊霸权地位的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欧洲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他们会使用美国期刊作为筛选方法。他们通过查看他们发表文章的地方来筛选人——比如是否在美国排名前五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对欧洲和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学者不想发布可能只在中国引起高度关注以及在欧洲引起高度关注的研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家局限于在美国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

北欧时报:您认为这种现象会如何影响未来经济研究的方向呢?

Per Johansson :我认为现在有很好的研究趋势,因为我们正在关注更多与30年前不同的超越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例如,我们用这些污染数据来研究微粒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健康的。所以这种数据在中国也用得很多。中国设计了一些很好的准实验,他们利用了长江以北允许集中供暖,但在长江以南不集中供暖这一条件。与南部相比,北方的污染水平在急剧增加。所以在冬天,北方人暴露在比南方人多得多的污染中。这被用作准实验设计来研究对中国人健康的影响。这项研究在顶级期刊上获得发表。中国这样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受众。而且我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也很有趣,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另外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放开生育之后的影响,世界会对类似于这种的准实验研究更感兴趣。

如今,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范围扩大了。经济学现在研究的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我之前在一个中国的大学举办的会议上演讲,这是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我讲到了社保,因为我做了很多关于社会保险的研究。我也谈到了激励行为,但是听众中没有人明白我在说什么。其余的参会者更关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所以他们对“激励”不感兴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激励行为如此重要。如果扩大社会保险制度,那么中国人个人层面的激励行为将发生变化。在瑞典我们有一个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当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教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时候,学生很难理解我在讨论什么。

中国和瑞典的研究重点也存在差异。在中国,人们更关心非常实用的价值,如货币价值、生产价值等,但是今天的西方世界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重视这些问题。因此这是中国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中国的研究人员未来想要获得诺贝尔奖,他们需要研究西方学者也感兴趣的议题。

在评委会中,我们需要评估研究人员的成果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通过文章引用和重要论文发表来评估影响力,但是重要论文主要发表在美国顶级期刊。这只是游戏的规则。即使你在中国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只在中国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西方学者很难评估这些理论的好坏。

诺贝尔奖委员会希望给更多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颁奖,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寻找真正好的学术贡献。去年,我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寻找候选人,让相关人员提交获奖建议。如果一位中国的研究人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成就,我们当然会仔细考虑,因为我们希望将奖项授予来自更多背景的科研人员。

北欧时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也是唯一一个不是诺贝尔先生设立的奖项。请问皇家科学院是如何保证奖项评审过程契合诺贝尔精神的?是否有指导标准?

        Per Johansson :经济学评委会遵从诺贝尔先生的遗愿。事实上,并非所有这些研究人员都对经济学奖的设立感到满意。有些人对经济学奖持消极态度。所以这意味着他们会监督经济学奖的评审情况。我由此怀疑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经济学奖有一个更客观、更清晰的处理过程,因为我们有可能收到外界的批评。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

北欧时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预测中国将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请问您从经济学角度是如可看待中国的发展现象?

Per Johansson  :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预测。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特别是在大城市。但是在中国西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和农村的人之间存在鸿沟,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让农村也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大城市的生活质量并非全部很好,因此,我认为如果中国可以更多地刺激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会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人们甚至可以从大城市搬出去,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我认为这对人们是非常有益的。

我觉得中国人很努力。目前,我认为人们还应该考虑财富用于消费以外的其他方式,也许用于休闲、度假以及更好的社会保险体系。

北欧时报 :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诺奖评审工作的哪一方面?

        Per Johansson :诺奖评委的工作量比我一开始想象的要多得多。我读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阅读有关领域和其他研究人员的此类报告非常有趣,因为它们确实写得很好。所以我也可以在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中学到很多东西。是的,学习是最好的事情。不得不阅读一些你平时不会阅读的东西,会使你从中学到很多知识。那是我最喜欢诺奖评审工作的一方面。

北欧时报 中国正在努力降低负债率、减轻贫困并转向更环保的经济体。您认为会有一些中国经验适用于西方世界吗?中国的努力如何才能在西方世界得到更多认可?

Per Johansson 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谈到了这个话题。至于这种成功的经验如何应用于其他国家,我知道中国的一些改革。北京为清洁空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闭了很多公司。但有一些改革,比如要搬离200万的人口,我认为这在西方世界是不可能的。北京为净化空气所作出的努力是成功的,因为我记得5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空气很糟糕,当我上次回北京的时候那里的空气真的很好,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因此,降低颗粒物水平非常重要。有许多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改善,这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使用这种实验方法的优秀研究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中。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经验。

北欧时报 :谢谢您!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许多央行和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您认为这会导致长期通胀吗?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非常担忧的问题。

       Per Johansson 有很多专家表示通货膨胀不会是持久的,而只是暂时的。我不是宏观经济学家,所以这不是我的专长。但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我不认为这不会导致长期通胀。

本报图文综合微信公众号“北欧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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