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珍藏映初心——中共一大纪念馆征集、保护、 研究党史文物的故事

中共一大纪念馆中，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但你可能不知道，它们能够展现于世人面前，也是来之不易，背后凝聚着一代代文博人的奉献和智慧。

中共一大纪念馆。孙中钦 摄

名列前茅的馆藏

目前中共一大纪念馆有12万件/套文物和近年来从国际国内新征集的档案史料，光文物就有近5万件/套，革命文物升级方面在国内同类行业当中名列前茅 。

从1951年寻找中共一大会址，1952年正式建立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六十几年时间里，一大会址是最大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前中共一大纪念馆有12万件/套文物藏品和近年来从国际国内新征集的大量档案史料，光文物就有近5万件/套，在革命文物收藏方面是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的。“这也是我们文物征集保管工作者的心血和努力，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筚路蓝缕的奋斗，才达到了现在比较丰富的馆藏，非常不容易。”中共一大纪念馆藏品保管部主任、研究馆员徐云根说。  

图说：徐云根在库房翻阅整理资料。张龙 摄

徐云根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文博行业，成为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党史研究专家，也见证了文博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一大纪念馆的发展变迁。

纪念馆的业务工作主要有征集保管、学术研究和展览陈列三部分。徐云根文物征集保管工作做了将近20年，学术研究和展陈工作做了十几年。他说:“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和文博相关的业务工作都从事过，也了解其中每一种工作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的甘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收获。”

当捐赠者的朋友

长期以来一直和革命先烈的后人保持联系，不断反复地去做思想工作，告知保存在纪念馆里面比保存在家里更有意义，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文物是一个纪念馆或博物馆的立身之本，也是发展基础。文物征集保管工作是纪念馆最基础的工作，如果没有文物，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纪念馆或博物馆就不可能长久持续发展，只能热闹一时。

徐云根介绍，以前一些老同志为了增加一件文物藏品，要到捐赠人家里跑几十次，锲而不舍地做工作交朋友谈心，去打动他们。因为有些文物寄托着收藏者对亲人的思念或对于某件事情的纪念，所以收藏者感情很深，有时舍不得拿出来，征集人员就要不断反复地去做思想工作，会告诉他们，保存在纪念馆里面比保存在家里更有意义，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征集人员会向收藏者解释，因为纪念馆有恒温恒湿库房，你们家里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如果保存在家里，只是你自己在思念，但是放到纪念馆可以让广大群众一起来学习来瞻仰，来了解英雄事迹或者了解文物背后的重大事件和感人故事，意义是不同的。

现在正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展出的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原谱，是已经过世的征集人员陈绍康生前征集来的。他曾在《三访贺绿汀》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1961年至1990年30年间，他为征集革命文物曾先后三次拜访音乐家贺绿汀。在泰安路上的一幢旧式楼房里，贺绿汀捐出了《游击队之歌》原谱、抗战时期延安中华大药厂出品的退热针剂和一条在延安时组织上发的羊毛毯。纪念馆还特地买了一条新的羊毛毯赠给捐献者贺绿汀。  

图说：贺绿汀《游击队之歌》原谱。孙中钦 摄

纪念馆长期以来一直和革命先烈的后人保持联系，经常看望拜访、联络感情，与他们成了朋友。现在很多物主本人已经过世，很多文物都在他们第二代第三代的家人手中。譬如李汉俊的亲属李丹阳，与纪念馆关系非常好，前几年她捐赠了大量有关李汉俊的档案资料，这次又捐了李汉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工科成绩单和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等。还有像俞秀松的继子俞敏也是纪念馆的好朋友，他也捐了很多俞秀松的文物。

此外，纪念馆20世纪50年代通过在报纸上发征集启事征集了很多文物，还有一些是通过征集人员去旧书市场、旧货市场淘来的。有时也会去野外采集，比如墙上留下来的标语等。另外就是有偿收购。总之，文物征集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红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堪称纪念馆的“镇馆之宝”，这是馆方2005年从一位山西收藏家手中征集来的“镇馆之宝”。以前馆藏文物中拥有一本蓝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但一直没有红版，偶然听说山西有位收藏家手中有时，团队来来回回去跑了几次做工作，他才最后同意捐出来，使得两版珍贵的“姐妹本”得以在纪念馆聚首。

图说：红版和蓝版《共产党宣言》。孙中钦 摄

探寻历史的谜团

目前纪念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11年5月收集整理出版的160余万字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下）和2006年7月编撰的5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

在征集文物过程中，对文物的来龙去脉也要调查清楚，文物的使用情况，有什么作用，它的留传经过等，这些也是鉴别文物真假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征集到后还要进行文物的鉴定。    

文物是展览的基础，没有文物就搞不了高质量的展览，纪念馆或博物馆必须用文物说话。没有文物就没有办法开展相关研究，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搞清楚。为了配合这次新馆布展，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团队和陈列研究部团队到全国各地开展文物征集工作，征集到了很多档案资料和一些复制品，为丰富新馆展陈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是哪一天？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没有来参会？党纲里为什么少了第11条……党的创建史里面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要讲好建党故事，需要深入挖掘史料，不但要在全国范围挖掘，还要到国外去开展大规模的海外档案征集。  

从2015年开始，纪念馆组织人员到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地去征集档案资料，档案资料的类型包括请示、报告、信函、电报、证件、书籍、照片等。联合国内外著名党史专家、学者，对征集到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地整理、编译和出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征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英文版，在莫斯科征集到的是俄文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中文版。    

开展研究工作，举办研讨会和展览是必不可少的。徐云根说，研讨会可以聚集大批专家学者来对一些问题开展研究，进一步探寻历史密码，弄清楚一些神秘的问题。举办展览还有利于文物征集。比如，马林的菊花砚台就是马林的女儿在2009年《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举办时捐出来的。

徐云根介绍，目前纪念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11年5月收集整理出版的160余万字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下）和2006年7月编撰的5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都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兢兢业业的守护

每个文物保管工作人员也都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做这个工作经常会梦里突然惊醒，以为某件文物找不到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文物丢失或者损坏。”

从事文物工作光有兴趣不行，还需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端正的工作态度，要细心、耐心、有责任心，要求是挺全面的。文物保管工作不容易显山露水，不容易出成果，出彩的机会比较少，需要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担负的责任又非常重大。文物不能丢失、不能缺失、不能损坏，很多珍贵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

像革命文物不但有经济价值，更多的是有政治意义，每个文物保管工作人员也都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很多人经常会梦里突然惊醒，以为某件文物找不到了，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文物丢失或者损坏。

在外人眼里觉得文物保管很简单很普通，但其实，要管好也需具备很高的素质，而且有很多诀窍，能够把它管好，不但要求账目清楚，而且要能够做到提取快速。对于文物的分类及保管方法要有自己的想法，需要对文物非常熟悉，同时对文物要有感情，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心。    

文物修复也是文物保管工作的一部分。“一大”的革命文物以文献居多。近现代革命文献的修复具有一定难度，纸张比较脆，脆了以后就很难修复。    

图说：藏品保管部赵嫣一正在进行文物修复。张龙 摄

现在采取对革命文物的修复还是尽量少干预的原则，以预防为主，实际上就是尽量延长革命文物的寿命，但是它的自然老化过程是无法避免的。只能通过恒温恒湿、防虫防霉防蛀等技术手段，推迟老化的过程。“有些文物如果损坏了，但把它修得面目全非，像新的一样，好像也失去了原来的样子。所以还是尽量少干预，实在不行再进行一定的修复。”徐云根说。

一些革命文物，尤其是纸质文物，有时候会展示一些复制品，尽量减少原件公开展示的时间。比如展示一段时间后就马上拿回库房休养以减少灯光照射等外部因素影响，否则长时间的展示更容易造成文物的损坏。

红色基因的传承

要更多地关注年轻人的想法，能够让他们愿意来了解来学习。如果还是使用那种传统的宣讲方式，年轻人很有可能就不会有兴趣了

现在办展览除了运用除文物照片史料外，还会增加场景、艺术品、多媒体等各种手段来增强展览的观赏性，举办展览以后，还要开设情景党课、电影党课、评弹党课等各种专题党课，要能够更多地关注年轻人的想法，能够让他们愿意来了解来学习。如果还是使用那种传统的单一的展示和宣讲方式，年轻人很有可能就不会有兴趣了。    

因此，纪念馆也是动足脑筋想方设法去创新宣教手段。一方面运用更多更新的多媒体声光电技术，能够增强可看性娱乐性，从而能够吸引他们，另一方面把革命故事讲好讲生动，听了以后能够受到教育，受到启迪。  

革命文物渗透着红色革命的基因，它是一个实物的载体。所以，文物是革命事业的见证者，它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非常珍贵。它里面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寄托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红色革命资源，是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非常生动的教材。

文物映耀了百年征程，也映耀了文博人的赤忱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