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童工、性虐待……印度儿童成了新冠疫情期间最惨烈的牺牲品

　　【新民晚报·新民网】《印度时报》报道称，疫情下，印度有关部门至少干预了3.27万起涉及儿童的恶性案例，除了童婚、童工，还有贩卖人口、性虐待、精神虐待、乞讨和网络犯罪等问题。

　　荒诞的外衣下往往隐藏着残酷的真实。

　　在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突破700万关口后，印度疫情继续大步流星，快速追赶目前尚排在第一位的美国，印度大概率很快就会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了。

　　整个世界，除了一部分迷之自信的印度本国人，都在为印度捏把汗。

　　疫情聚焦了太多的目光，以至于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被忽视，这当中就有印度儿童尤其是女童的艰难处境。

　　童婚、童工、拐卖、性虐待……印度媒体报道，疫情冲击下，印度社会的这些“顽疾”更加严重了。

　　14岁女孩死于童婚

　　8月的某一天，印度克塔克市儿童热线基金会办公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

　　疫情之下，被迫早婚的印度未成年少女。纳拉亚纳·苏格拉先生拿起电话。“快来救我吧，不然我会被他们杀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的哭泣声。“我今年才12岁，我想读书，可是，妈妈非要让我嫁人。”女孩偷偷用自己新婚丈夫的手机拨通热线、发出求救。这个女孩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印度家庭，父母都没有文化。8月12日，她被迫和一个19岁的同村男孩结婚并在婚后遭遇了丈夫的侵害。了解完情况，作为协调员的苏格拉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刹那决定立即采取行动。经历了5个小时的车程，苏格拉来到了女孩嫁于丹达帕迪的家。当晚，苏格拉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将女孩救出，随后，将其安置在一个政府援助的临时庇护所里。“自从封锁以来，我们接收到更多的童婚案件。”苏格拉算了算，这是他今年3月以来介入的第13起童婚案件。并非所有女孩都有意识和途径发出求救。9月，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市的一个14岁女孩，就在无边的黑暗和无尽的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名叫贾尔·吉瓦帕·娜姆德的女孩，于今年8月嫁给了邻村的一个23岁男子。而她父母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并未提前征求她的意见。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婚后的第21天，也是刚刚解除封锁的当天，女孩回到父母家，迈出极端一步，选择上吊自杀。在印度，18岁以下女孩结婚是违法的。但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印度是世界上童婚比例最高的国家，其中童婚女孩（未满18岁）占到全球童婚女孩的三分之一，每年至少有150万人。据《印度快报》报道称，仅在今年4月至8月间，印度有关部门就介入过1万多起童婚案件。另据印度儿童求助热线数据显示，今年6、7月印度与女孩童婚有关的求救电话较2019年增加了17%。

　　童婚，这个印度社会的畸形风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疫情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大批父母无奈之下选择尽早把女儿嫁出去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二是疫情限制了婚礼的规模，而此时正是低成本嫁女儿的“好时机”；此外，由于封锁，被迫早婚的女孩们也丧失了向学校的老师、同学求助的渠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童婚案件的发生概率。

　　“血汗工厂”的童工

　　对于印度儿童来说，疫情的冲击不分性别。女孩被迫结婚，一些男孩也没能躲过被父母送去“血汗工厂”的命运。

　　疫情放大了印度社会的“童工”问题。潘卡吉·拉尔，比哈尔邦一名五个孩子的父亲。近日，他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我们家已经两天都揭不开锅了，这份工作需要手指灵活，我是拉车的，做不来这个，不然怎么会舍得送自己的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呢？”有过挣扎，有过崩溃，可父亲拉尔最终还是向现实低了头，将自己13岁的儿子送去了离家1000多公里外的一家手镯工厂做工。原来，拉尔是一名人力车夫，此前，靠一己之力勉强维持了一家七口的生计。但疫情毫无防备地来了，连续几个月的封锁让拉尔的收入打了水漂。此时，他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13岁的大儿子身上。而这份手镯厂的工作，每个月工资为5000卢比（约460元人民币）。日子同样艰难的还有德赫拉杰一家。去年此时，德赫拉杰还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可今年，11岁的他却已经辍学，并在诺伊达地区的某个临时摊点卖起了蔬菜。德赫拉杰的父亲是一名司机，母亲待业在家，他还有个6岁的妹妹和4岁的弟弟。3月封锁后，德赫拉杰的父亲丢了工作，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他去上学，谁来养活弟弟妹妹？现在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交不出房租的话，我们全家就要露宿街头了。”母亲表示德赫拉杰在校期间成绩一直十分优异，本来家里是指着他读所好大学的，可是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此外，今年4月，印度中部恰蒂斯加尔邦地方政府官员证实，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一名曾在辣椒种植园劳作的12岁女孩被迫停工，但却死在了徒步返乡的路上。在印度，虽然雇用童工是违法行为，但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在2018年的统计显示，印度大约有5600万儿童失学，其中1010万儿童提前参与工作。《印度快报》在一篇报道中表示，疫情期间，随着工厂和企业的关闭，印度童工问题依然猖獗。在3月至8月间，有关部门就处理了6800个与童工有关的案例。一方面，学校的关闭让孩子们失去了可以提供一定庇护的场所和求助的通道；另一方面，作为廉价劳动力，童工满足了印度企业弥补经济损失的需求。

　　经济下滑的牺牲品

　　一直以来，童婚和童工就是印度社会的阴暗面。如今的疫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个落后腐朽的传统习俗，童婚的背后是印度浓厚的宗教文化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许久以来，童婚犹如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印度的天空，成为许多印度孩子难以摆脱的阴影。1929年，印度政府曾颁布了《禁止童婚法案》，1978年，印度政府进一步修改了法案，把男女婚龄提高到21岁和18岁。但法律却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成了一纸空文。童工问题同样困扰印度多年。路透社报道称，印度童工遍布各行各业，砖窑、地毯编织、制衣、家政、农业、渔业和采矿业等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

　　印度童工问题依然严峻。国际劳工组织称，过去20年，全球童工人数确实在逐渐减少，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仅今年一年就有多达6000万人陷入贫困，这不可避免地驱使家庭把孩子送出去打工，而贫困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至少导致童工增加0.7个百分点。不仅是童婚和童工。《印度时报》报道称，疫情下，印度有关部门至少干预了3.27万起涉及儿童的恶性案例，除了童婚、童工，还有贩卖人口、性虐待、精神虐待、乞讨和网络犯罪等问题。不难看出，疫情期间，印度儿童无疑成了最惨烈的牺牲品。“我最担心的是数以万计的儿童可能再次被拐卖，或走上童工、童婚的老路。”近40年来，印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凯拉什·萨蒂亚尔蒂一直致力于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儿童，但如今他开始担心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恐将白费。“不仅因为疫情，这其实意味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出了问题。” 萨蒂亚尔蒂感叹。

　　（文中图片GJ）

　　撰稿 王若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