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为纪念今年建党100周年,本报与上海新华传媒联合发起了“寻找100份红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活动启动一周来,反响热烈,许多读者提供了珍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抗战时期参军入党的老兵留下的旧照片、党员证,也有隐蔽战线工作者珍藏几十年的七大党章……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揭开了一段段尘封许久的“红色记忆”。
图说:“寻找100份红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仍在进行中,欢迎来稿
一种传承
2006年起担任新民晚报特约通讯员的马蒋荣,曾在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中刊登过一篇《老奚送我的“七大”党章》。10年过去了,文中描写的那本火红的小册子没有丝毫褪色,又出现在了“红色记忆”征集活动中。
“老奚”是比马蒋荣大20多岁的老同事奚荣华。1984年,同在上海吴泾化工厂组织科工作的两人曾做过一年的邻桌。因工作短暂分别几年后,马蒋荣成为厂里的老干部科科长,而奚荣华则是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两人再次搬到了同一间办公室——这回是面对面就坐,也因此积累起了深厚的友情。
图说:马蒋荣收藏的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老奚”入党是在解放前,曾经是一名隐蔽战线工作者。“可能是因为隐蔽战线工作的关系,‘老奚’寡言少语、不苟言笑,但生活工作作风非常严谨。”即便偶尔提及当年营救被捕同志的事迹,“老奚”也只是三言两语带过。但工作中的“老奚”毫不含糊,即便已是70岁高龄的返聘人员,他也坚持跟马蒋荣一起挨家挨户慰问老干部。朝夕相处中,马蒋荣跟他学出了一股不怕苦、不怕事的劲,常常挺身而出,主动为大家解决难题。
图说:马蒋荣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1996年9月,马蒋荣被调到天山塑料厂任副厂长,同事纷纷为他准备临别礼物。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奚”也变戏法似地从办公桌抽屉深处掏出了这本“七大”党章,交给了马蒋荣。“老奚”说:“知道你喜欢收藏‘老东西’,肯定能保存得好。”他还说:“到了更高的岗位,要时刻翻翻党章,对照自身。”马蒋荣始终将这番话记在心里,如今回忆起来仍旧十分受用:“那时的话说得朴实,但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就是‘不忘初心’。”
图说:马蒋荣收藏的党章和章程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后来,这本党章被马蒋荣有样学样放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时不时拿出来翻上几页,想想这份从“老奚”那里传承来的“初心”。
一生奉献
新华书店发行的红色精装本“七大”党章,初版印于1950年,后又经几次再版,总印量不多,如今是相当难得的收藏品。但短短一周时间,“红色记忆”就收到两份投稿。一份是“老奚”留给马蒋荣的,另一份就是石坚从他的父亲、老党员石奇学遗物中发现的。“我父亲一生坎坷,但从1946年参加革命开始,他没有一天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一直珍藏着自己的第一本党章。”
图说:石奇学珍藏的中共七大党章、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党费收据等物品 新民晚报记者 郭新洋 摄
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石奇学还是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当时的向东中学(今南洋女子中学)担任会计。暗地里,他帮助党组织传递进步书刊,与敌人斗智斗勇,几次从对方眼皮子底下逃脱,连家里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正负责如此危险的工作。
即便1989年退休以后,石奇学也恪守着身为党员的责任,为党和国家发挥着余热。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一下子交出了2500元的“特殊党费”,用于抗震救灾。2011年石奇学过世,家人也按照他的意思将遗体全部捐献给同济大学沪北分校用于医学研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告别仪式上,石坚仅仅剪下了父亲的一缕头发,放进龙华烈士陵园作为纪念。“老一辈的党员,都有着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图说:石坚在介绍他父亲珍藏的一本中共七大党章 新民晚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一份铭记
袁念琪的父亲吴早文,在1944年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放弃了在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好饭碗”,毅然投身新四军,加入了共产党。当时领到的一张“临时党员证”,被吴早文保存了一辈子,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而袁念琪的名字,也寄托着这位老党员心中一份难以磨灭的红色记忆。
图说:袁念琪在介绍父亲吴早文的中共临时党员证 新民晚报记者 郭新洋 摄
这张“临时党员证”是手刻、油印的,上面简短地印上了12条“战时党员守则”,翻开后还写着“此证只限于负伤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袁念琪介绍:“之所以叫‘临时’证,就是只有在战斗中受伤,不能再跟着部队行进时,才能用它来证明身份。”短短几行不甚清晰的文字,就侧面勾勒出战争年代军人们面对的重重危险。
和吴早文一同参军入党的还有他的好友范琪。当年,年仅18岁、还是家中独子的范琪积极投身革命,主动要求下到连队,直面敌人的炮火,不久后便在河南睢县一场惨烈的战斗中为国捐躯,连遗体也未能送回故里。回到上海的吴早文,第一时间便找到范琪的母亲,说:“妈妈,我就是您的儿子。我的孩子,就是您的孙子孙女。”等到自己的儿子出生,吴早文便请范琪家人取名,于是有了“念琪”这个名字。
图说:吴早文当年与战友的合照 新民晚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此后多年,吴早文对范琪烈士的记挂都未曾消减。直到袁念琪上中学时,趁着部队换防的机会,吴早文带着袁念琪一起去了范琪牺牲的地方。当年,牺牲的普通战士裹布落土,干部则有棺材下葬。那场战斗包括范琪在内一共牺牲了两名干部。凭借这样的线索,父子俩终于在一座小村庄里找到范琪的遗体,寻回了这段几十年前的红色记忆。
从小耳濡目染的袁念琪,如今立志子承父业,要将那些激荡人心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许多历史,应当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代代流传。但时光推移,年轻人距离它们越来越遥远,记忆也越来越模糊。我的‘红色记忆’,是父亲留给我的宝藏。如今也轮到我承担起这份责任,与大家分享‘宝藏’。” (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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