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鸿一瞥丨一位日本人眼中的东京奥运会

这本是一篇写在前头的报道，但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激烈、精彩，话题不断，挪到了收尾之处。也好，尘埃落定，再来听听当地民众对这届特殊大会的感受，会来得更完整，更真切。

有轨车开着窗

小山雅久，刚刚从日本一家知名的大型综合商社退休，结束了每天往返于神奈川县和东京的日子。“当时关于奥运会办不办的讨论，氛围很微妙。疫情越来越严重，东京都再次进入‘紧急事态’，大家的心里是有些紧张的。”小山雅久说，在上下班高峰期间的轨交车里，虽然开着车窗，自己仍会怀疑：这样行吗，能避免感染吗？

图说：轨交内开着车窗

日本的疫情一波三折。刚开始，免疫力弱的老人感染率很高，而近期，年轻人的发病率上升，让大家又多了一份担忧。政府要求民众避免“三密”——密切接触，上密集场所，去密闭空间，但在吃饭喝酒看电影的地方，年轻人仍保持往常的消费习惯。外出旅游，去看相扑比赛，也在不少人的日程安排中。“因为个人的活动自由是不能完全限制的。”和周围的年轻人相比，小山雅久比较控制，尽量减少外出，“很多小家庭都无所谓，我家里有90多岁的老母亲，这段时间基本在家做饭。我妻子会网购需要的日常用品。”

办奥运要面子

奥运会办了。这个决定最后是政府做的。小山雅久说，尽管在野党不断质疑，“在这件事上，政府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个结果，也有日本政府考虑‘面子’的因素，向来是这样的。”

等待一年后，奥运圣火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点燃，当晚，离开赛场最近的公寓楼，许多住户在窗户贴上“东京2020”的贴花，为奥运会助兴；而在他们楼下，也有市民聚会抗议，喊着“我们不需要奥运会”的口号。

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把奥运会办起来，意味着要平衡太多的权益。民众都清楚，在转播和赞助合约外，作为承办国的日本既然做出“空场”比赛的巨大牺牲，肯定是亏本的，而这里面，仍要顾及国际奥委会的权益。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森西朗被迫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职。“他太骄傲了，得不到人心，最后下台是正常的。”小山雅久说，自己身边，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图说：住户在窗户贴上“东京2020”的贴花，为奥运会助兴

运动带来快乐

运动员仍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带到了奥运会赛场。小山雅久和家里人一起观看电视转播，为日本选手出色的表现感到振奋。

柔道、乒乓球、田径、足球、篮球……日本的电视转播镜头对准本国的优势项目，让奥运会成为这段时间的热门话题。国立竞技场外的奥运五环标志，每天都有市民排队等候拍照。从台场海滨公园能眺望到伫立在东京湾里的五环标志，父母带着孩子，恋人相互依偎，还有学生三五作伴，来到这里打卡。在有乐町的东京奥运纪念品商店，东京市民热络地采购，其中不少是相伴而来的年轻人，大家有序地排好队伍，挨个挑选自己中意的纪念品。最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份的，自然是日本代表团橙红色的队服。

图说：国立竞技场外的奥运五环标志，市民排队拍照 网络图

“运动带来了纯粹的快乐。”小山雅久说，而且，因为有些项目在中日选手之间展开竞争，他也关注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出色发挥，“他们身上有一种拼搏精神，一种为国家争光的使命。”

促交流建精神

奥运会期间的防疫，取得了成果。尽管日本国内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但奥运村的感染率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奥运场馆内未发生一例感染。这背后，有8000名东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对于一届没有任何过往经验可以参考的奥运会，这些人一直努力寻找解题的方法。

图说：运动场内，记者与运动员之间有栏杆保持间隔

这种责任和勇气，是包括小山雅久在内的许多民众愿意看到的。“不像我们战后出生的一代，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只考虑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像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夺冠后升国旗奏国歌，一些年轻人也不会唱。在公共道德、公共事务上，年轻一代很少在乎。”

小山雅久从事贸易、投资几十年，在中国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儿子曾在北京的大学读书，并练习武术，和父亲一样，他希望身边的朋友懂得交流。担任日本日中关系学会理事的小山，在中国有很多老朋友，东京办完了奥运会，接下来，北京冬奥会也近了，他很期待，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舞台交流，“中国青年现在很努力上进，有拼搏精神，希望在交流中能把两国年轻一代的力量发挥出来”。（新民晚报特派记者金雷 东京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