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看《鱿鱼游戏》如何跨越“一英寸”？ 韩国影视剧的跨文化叙事

　　去年，奉俊昊在金球奖“最佳外语片”颁奖礼上说：“一旦你克服了一英寸高的字幕障碍，你将接触到更多出色的电影。”
　　韩国影视工业在文化输出过程中，坚持底层叙事基调与社会批判风格结合，不断地调和本土和异域元素，拓宽了韩剧的外延，实施了跨文化传播。韩剧对社会问题的聚焦，像印度，敏锐而不回避；它对人性角色的观察，如伊朗，隐喻而不扭曲；它对潮流元素的捕捉，似日本，多元而不混沌。以《鱿鱼游戏》为例，用“大逃杀”套路来刻画人性之恶，已被好莱坞用得山重水复，韩国人仅仅用一个“阿加西”（大叔）嫁接“木头人”等六个儿童游戏，便已柳暗花明。

　　《鱿鱼游戏》捕捉到了时代语境：群体性焦虑。身处这个不确定的年代，人们对于债务飙升、突然失业以及分配不均的惶恐、不满和无奈。剧中，男主角成奇勋再度回到游戏中，对于现实世界的感叹，真是振聋发聩！
　　实际上，贩卖焦虑是韩国电影人孜孜不倦的主题。从李沧东的《燃烧》、奉俊昊的《寄生虫》到黄东赫的《鱿鱼游戏》，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矛盾以及性别歧视一直是故事层层剥茧的内核。《鱿鱼游戏》中，参与这场生死游戏的人设，不是欧美电影中惯常的青少年，而是遍布社会各色人等，无论年龄、性别和职业，都是社会边缘人群的写照，遭遇裁员的公司职员、投资失败的金融白领、深受压榨的外籍劳工、生活失意的基督教徒、问题家庭的流浪少女、受中介欺骗的脱北者，所有人都被命运逼到了墙角，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方。
　　社会撕裂的困境也是欧美电影近年普遍的基调，去年，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小丑》运用夸张、暗示和隐喻的方法，讲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如何报复社会的故事，同样火爆全球。《鱿鱼游戏》延续了这种愤怒，通过游戏的方式，完成对“哥谭”社会的戏谑。
　　韩国电影的底层叙事不同于好莱坞，它不推举代表，不塑造英雄，而是聚焦平民。《鱿鱼游戏》通过描摹“问题中年”的形象，直击“贫困化的城市中间阶层”，游戏最后通关的主人公是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中年大叔，“阿加西”的形象在韩国影视中，是“焦虑”的化身:没有信仰，没有职业，家庭破碎，终日无所事事，胆小懦弱，慵懒自私。如此平凡的废柴大叔，每每在韩剧中，都能战胜“腹黑”女人和高智商精英，成为当仁不二的主角，他们的挣扎求生，映射出社会整体的“丧”。

消费童年：简单中深刻

　　《鱿鱼游戏》是一部用寓言伪装的复合类型片。它体现了韩国影视剧一贯的美学特征：杂糅。九集短制，风格庞杂，集中了犯罪、儿童、悬疑、动作和亲情伦理等元素，“大逃杀”的题材借鉴了日剧《赌博默示录》和《弥留之国爱丽丝》的框架结构，胜在玩法简单，没有文化壁垒。

　　游戏的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童真和血腥，游戏和梦魇形成巨大反差，倒逼着观众正视人的终极困境：穷人渴望公平，富人缺乏快乐，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作为游戏的设计者，富翁感叹：钱太多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了无生趣。这时候他想起小时候跟小伙伴玩游戏的时候，那么兴致勃勃，那么忘我投入，那么开心。想找回童年的快乐。
　　童年的消逝，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悖论。正如学者尼尔·波兹曼批判的，媒介技术偷走了童年，当死亡成为游戏，被每个人围观甚至取乐时；当金钱取代太阳，成为人们头顶仰望的希望时，回忆真的可以用来杀人。

制造符号：隐秘又直观

　　色彩、符号和面具，是《鱿鱼游戏》的跨文化叙事的语言，它是让观众克服文化隔阂的关键。它所创造的一套“符号学”迅速引领时尚潮流，成为韩剧打开全球的钥匙。
　　隐喻和象征，本来就是韩剧的强项，在《鱿鱼游戏》中，我们看到，这些元素被调动推动向极致。圆形、矩形和三角形这三个最简单的几何图形被赋予阶层、权力和秩序的象征，无表情的面具而取代了角色名字，圆形代表底层劳工，矩形代表中间管理者，三角形代表高层的精英。贵宾们出场时戴的动物面具，指向的是色欲和兽性，令人联想起古罗马的角斗场。
　　在韩国影视剧中，空间从来就是有意味的形式。《鱿鱼游戏》中频繁出现的红配绿的服装、礼盒样式的棺材和马卡龙色的幼儿园，由色彩形成的荒诞和反讽，使全剧呈现出“二次元”卡通的风格。作为画面的空间，它与故事空间不但是互动的，而且与整个人物塑造息息相关。
　　无论是朴赞郁的《老男孩》，还是奉俊昊的《杀人回忆》和《寄生虫》，都习惯在狭小的封闭空间中，将人性的残忍和情绪的压抑忠实呈现，地下室是藏匿人性罪恶的最佳场所，也是宣泄底层秘密的天然舞台，黄东赫在编排这场杀人游戏时，把故事空间全程设定于五彩缤纷的游乐场，游走于虚拟和现实之间，模糊着生存和死亡的界限，令观众在观剧同时，时刻保持着和剧中人物的同频共振。（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