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色 艺路前行丨革命者后代王利威在“寻根”路上寻回一段红色岁月

新民晚报和新华传媒联合发起的“寻找100份红色记忆”征集活动启动后，作为晚报忠实读者及老一辈革命者的后人，年近古稀的王利威被一段段动人故事点燃心绪，翻出了自己花费多年时间寻回的“红色记忆”。

图说：王利威 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摄

武汉偶遇

王利威给征集活动寄来的，是一张1949年6月6日印发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左上图）。这张布告是热爱集邮的王利威在2019年武汉举行的世界集邮展览上无意间发现的，只一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几个大字便吸引住了他的目光——这是他的父亲葛次元曾经工作的单位。王利威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整理父亲遗物、回顾父亲的革命经历。于是，他毫不犹豫向摊主买下了这份布告。

图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摄

回沪后，王利威钻进图书馆、档案馆，仔细查找相关记载。他指着“治字第三号”的字样介绍道：“这是1949年6月6日那天的第三号布告，上面有‘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的落款。相关文献中有记录，一天连发三次布告，足见当时上海形势十分紧张。这份布告，是时代的印记，是我父亲的经历，也是一份属于我们家族的记忆，意义非凡。”

重新认识 

葛次元原名王言恺，1910年出生，家住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1939年6月的一个深夜，他悄悄离家，骑车100多里地，跑到莱阳参加革命。因为曾在轮船公司做过发报员，葛次元被安排在八路军大众报社担任报务员，每天昼伏夜出，半夜去山头上收发电报。“有一次，父亲一行人发报多花了些时间，被日本人围在了山上。”王利威说，“他们就把有毛的一面穿在外面，趴在雪地里。等日军过去，他们借着山势往山下滚，到了山脚下，浑身都湿透，解开绑腿的带子，才发现两条小腿全都抽筋了。”那副军绿色的绑腿带，如今还留下了其中一条。王利威记得小时候父亲给自己绑过：“把腿绑紧，肌肉不会晃动，腿也感觉不到酸痛，就能走得更快更远。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图说：葛次元的党章 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摄

1973年，时任上海市长途电话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的葛次元去世，王利威就和哥哥约定退休后一起把父亲的人生故事整理出来。天不遂人愿，2011年，王利威的哥哥过世，这个约定只能留给他一个人来完成了。葛次元在世时很少给子女讲述当年的经历。好在他习惯保存读书心得、学习总结、日记等书面材料，给每份材料标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即便如此，王利威还是花了4年时间，才梳理出父亲参加革命的大致足迹，“感觉像重新认识了一次我的父亲”。

图说：葛次元记在党章上的笔记 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摄

红色脚印

越深入了解父亲的过去，王利威就越想找到自己的根：“我想搞清楚这段来龙去脉。”于是，王利威回到了那个对他来说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山东老家，竟又意外找回了一段差点就被彻底遗忘的记忆。

“在乳山翻看烈士名录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言性，脑中灵光一闪，想起父亲曾经提过一次他有个弟弟是烈士，就叫王言性。”走访老家的街坊邻里后，王利威了解到，在葛次元参加革命的两年后，年仅13岁的王言性也参加了八路军。有一次行军途中遇到敌袭，他和另外两个孩子躲在草丛里，被日军包围。当时，每个“童子军”只发了一枚手榴弹，三人便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王利威说：“铭记，是我们这些后人唯一能做的，也是对他们最大的告慰。”（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记者手记丨红色记忆  就在身边

提到“红色记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共一大会址等革命历史遗址。然而在上班族每天通勤经过的高楼大厦处，在人们假日游玩的风景里，在过世的长辈们留下的箱子底……到处都散落着属于普通人的红色记忆。“寻找100份红色记忆”的征集过程中，我们见证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图说：葛次元的纪念章 新民晚报记者 吴旭颖 摄

有人在父母离世多年以后，不经意间翻出了他们珍藏多年的革命遗物；有人在废书报堆里，捡到了1949年以前上海人家中收藏的革命读物；还有人在全然变了模样的地方，凭着长辈的只言片语、后人的回忆口述、档案馆里的几张手稿，还原出了一个当年危机四伏的革命据点。赵巷后人赵景国曾说：“我的小孩连住都没在赵巷住过。要是我不把这些故事找回来，还有谁会找呢？那就真的没了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段段曾经鲜活的“红色记忆”也经历了几代人的传递，到了新一代必须接棒的时候。发现身边的“红色记忆”，留住身边的“红色记忆”，是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事。（吴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