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石库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纪录片《诞生地》今晚重温红色记忆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与新民晚报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诞生地》今天20时在艺术人文频道播出（2日17时、3日13时重播）。此片分上、下集用大量珍贵史料和历史镜头，通过众多专家学者讲述，挖掘了那段发生在上海石库门中令人难忘的红色记忆……

图说：《诞生地》上集中的博文女校 图IC

　　女校来了“旅行团”

　　从中共一大会址步行两百米，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坐落在太仓路127号，这是当年博文女校旧址。95年前一个濡湿闷热的夏天，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悄然入住已放暑假的女校之中。他们身着粗衣布衫，风尘仆仆汇集而来。夜晚，他们睡在教室地铺上，以南腔北调的各地方言，兴奋地交流信仰，碰撞思想，激情澎湃……

　　在博文女校开完预备会，次日趁着夜色，集体漫步5分钟，走入另一座石库门李公馆——兴业路76号，历史新一页由此翻开。一个政党悄悄在此诞生，它改变了中国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格局。兴业路，兴起了共产党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伟业。

　　今天人们认为，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在当年，这批年轻人行动十分隐蔽，无人知晓。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也化名为安德莱森，他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会合，并面见了李达、李汉俊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上海代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的年轻学者。他们共同商议，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选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为此，李汉俊冒着极大风险，将寓所李公馆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了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场。

　　谢觉哉的日记记下了毛泽东与何叔衡6月29日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的情景：“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

图说：《诞生地》上集中的邵维正教授 图IC

　　生日之谜始弄清

　　由于党长期在秘密、严峻的形势下进行斗争，对于这群选择革命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惊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说法不一。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最早由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发表时在延安提出，此时与党的诞生相隔了17年。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刊发了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按称，“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即从共产国际原始档案、陈公博日记等史料中发现，党的生日应是7月23日。此时已与党的诞生相隔了近60年之久。

　　在前苏联移交中国的共产国际有关文件中，有一份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我党1921年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报告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7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邵维正教授由此推算出，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夜，李公馆突遭法租界密探袭扰。由此，一大代表被迫于8月2日上午乘火车转移至嘉兴，下午在南湖一条游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

　　对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动情地说：“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

图说：《诞生地》上集中的一大会址 图IC

　　密探袭扰有惊险

　　7月30日夜，袭扰李公馆的法租界密探是谁，历史之谜也揭开了。这个穿长衫的密探东瞧西望，说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说，这里没有王主席，也没有社联。对方说，好，对不起，他退出了。马林非常有斗争经验，他提议赶快撤离。会议主持者张国焘马上宣布停止会议。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来了两辆警车9个人，包围了李公馆，并冲入翻箱倒柜，严密搜查。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只好悻悻而去。

　　这穿长衫者是谁？影星中叔皇曾对作家叶永烈说，他有个朋友是当年法租界巡捕薛耕莘。由此，叶永烈就去薛耕莘家采访。薛耕莘说他有个上司叫程子卿，当年是法国巡捕房政治探长，巡捕房离李公馆不远。有一次，与程子卿聊天，知道他获悉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开会，就把一大批法国巡捕带来了。在薛耕莘的档案里，还查到一封他1968年写的揭发材料，揭发程子卿就是1921年闯入李公馆的密探。叶永烈将这段发现写入了他的《红色的起点》一书。

　　是谁引起了密探程子卿的怀疑呢？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后他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动身来华，他的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检查。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一大开幕第一天就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透露开幕前7天，未邀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这使马林感到有点冷落，为此不悦。马林强烈要求，30日夜他要在会上发表演讲。谁知，他的参加引起了法租界当局注意。也许正是马林自感暴露，才建议紧急散会，最终被迫转移南湖。

图说：《诞生地》上集中的“南陈北李”照片 图IC

　　“秘密摇篮”渔阳里

　　党诞生的过程惊心动魄，党孕育的过程同样十分隐秘。老渔阳里这条百年弄堂，就有党的“秘密摇篮”之称。与李公馆、博文女校一样，这也是一座承载着伟大使命的石库门。

　　1920年2月，春寒料峭。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虽被北洋政府释放，却仍被严密监视，处境危险。李大钊说：“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你想法子去上海吧。”由此，他俩冒雪乘坐骡车匆匆离京。途中，两位党的创始人商谈建党事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2日，陈独秀乘轮船秘密到达上海，住进了南昌路100弄2号，人称“柏公馆”。这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陈独秀曾任柏文蔚的秘书长。

　　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柏公馆”，就忙着《新青年》杂志复刊。《新青年》是中国率先为新文化运动大声呐喊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影响很大。陈独秀寓所成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汇集地。在此，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完成了最后的校对工作；李汉俊翻译了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恽代英翻译了考茨基《阶级争斗》；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等。

　　毛泽东多次来此与陈独秀交谈。他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是党诞生的“十月怀胎”之地。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乘火车秘密南下。他在这里见到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一致认为，应当在中国发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成立，陈独秀在向李大钊写信征求意见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它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渔阳里的红色火种，星星点点，由此在各地相继点燃。继上海后，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地纷纷建立了共产党小组。留日、留法学生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渐渐呼之欲出。

　　1921年，走进李公馆的13位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当年毛泽东也是28岁。他们从兴业路出发到新中国诞生，历经28年生死考验。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功勋卓著，有的中途脱党，有的叛变投敌。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地理距离虽只有1000多公里，但经历千难万险，冲破重重关卡，最终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参加了开国大典。1949年开国大典，鸣放了礼炮28响。这是对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夺取胜利的最高致敬。新民晚报记者 俞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