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造就了作家 作家成为了出版人

         2017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和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局、商务印书馆与大夏读书会等邀请高校的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及商务后人，推出了“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系统梳理现代传媒介入“现代”知识生产的机制和规律。

       上周末，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在静安图书馆作了以“现代出版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为主题的讲座，他谈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关系，到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从中看到知识分子在创建现代文化当中，与出版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出版商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把写作、出版、文化传播都结合在了一起。”

图说：陈元济老先生照片（第一排中） 图IC

出版是精神产品

       陈思和提出，出版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把精神产品帮助作家、知识分子传播到社会中，让读者看到。“如果追溯历史的话，我觉得起点是以现代出版的方式介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即商务印书馆的建立，是整个中国朝现代化转型的一件大事。”

       在陈思和看来，1898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自己寻找到一些工作。比如，张元济进入了出版界。“出版非常重要，精神产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大，会改变一个民族，改变一代人的思想，所以出版不是简单的商品，它是精神产品。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一定要清楚，这便分别出出版家和一般出版者之间的关系。”

       从民国一直到1930年代，出版工作跟现代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非常大的冲突。因为出版本身是商业行为，所以做出版工作时，一定会跟利润连带在一起。但如果着眼于文化建设便不完全这样，可能赔本的出版物对社会有贡献，赚钱的出版物对社会有影响。陈思和认为，“这样的关系是我们整个现代文化中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图说：陈思和照片 图IC

       他举了一个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例子。福州路和河南路口，原来一家是商务印书馆，对面是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原先在商务印书馆负责发行。商务当初发财的书是教材，此教材是晚清政府官方所定，当革命的风潮越来越浓烈，很多地方教学不用这个教材了，负责发行的陆费逵把意见反馈给张元济。张元济拒绝了他的意见。陆费逵便组织人偷偷自己编了一套教材，把清政府吹捧精神都删去。没想到刚编完，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下台了，商务印书馆积累了大量原先的官方教材用不了，跟头跌得很大。陆费逵就在商务印书馆对面办了中华书局，靠自己编的教材站了起来。“后来，长期形成商务中华两个书店，你编辞典我也编辞典，你编教科书我也编教科书，一直对着干。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陆费逵也是为了赚钱，也是对社会教育的理想，他知道不能再保守地编这个教材，所以他就顺势发展起来了。”陈思和说。

出版社帮助文人

      新文化运动发展，很多人参与到出版，到了1930年代，福州路成为文化街，全是各种各样的书店，非常繁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最大的书局。现代出版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结合更紧密，出现了大量作家、文人都想参与到出版。出版社对文人提供工作、经济，生活，出版跟文人之间达到了最好的关系，共同创建现代文化的事业。商务印书馆看上了哪一个作家，便包装，营销，把这个作家变成一个大作家。陈思和举了林琴南和严复的例子。“林琴南是翻译家，但他不懂外语。他第一本翻译《茶花女》是听别人口述。这本书‘洛阳纸贵’，非常流行，商务印书馆便把林琴南的书全部保留下来。林琴南出了170多种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

       严复说过，如果把西方思想传播开来，年轻人对世界一天比一天了解，慢慢懂得世界怎么回事，国家一定会有希望。“严复的第一本书不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后来商务印书馆把严复其余的8本书包下来，张元济自己做责编，印得非常漂亮。严复的书都是翻译外国名著，很多外国人名、地名，每本书张元济都帮他做一个中西名字对照表附在后面，还做了索引。后来严复的翻译通过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社会，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当中产生巨大的作用。”

文人直接开出版社

       很多文人直接去搞出版，自己做出版社，最典型的是1920年代末，中国出现一个中型出版社“开明书店”，也是由商务印书馆而来。商务出版社属下《妇女杂志》编辑章锡琛因为刊登了一期话题讨论“性解放”，商务印书馆把他开除了。当时这件事得罪了一大批人， 这位编辑在鼓舞下另开一个出版社开明书店，一大批白话作家帮开明书店编了一套新文学教材“开明教材”。编语文教材的是叶圣陶、朱自清，李叔同编音乐教材，林语堂编了英文教材，这套教材使开明书店崛起了。开明书店不是一个出版商跟文人的关系，而是一群知识分子自己办了一个理想的出版社，直接传播理想，传播自己的想法。“今天文学史上有很多奠基性的作品都在开明出的。茅盾的《子夜》、《春蚕》、巴金的《家·春·秋》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开明书店。”陈思和说。

       陈思和还提到，即使在抗战中，战火连天，国家面临沦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著作却一点都没有少，许多优秀作家在这个时候涌现出来，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出版商在战争当中不断地输送精神食粮。

       有一家出版社在抗战以后出过许多书，让陈思和十分难忘，当年在重庆南路淮海路，其中三五个工作人员都不拿工资，赚了钱打到利润里继续运输，出过的书中有一套书《文学丛刊》，16本，小说、诗歌、散文都有，一共出了10期，160种书。解放以前曹禺所有的剧本都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的，很多重要的何其芳、萧红等等，很多重要的书都在这里出。最后这家出版社叫文化出版社。新民晚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