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可要识途哦！”

　　小编的话 著名诗人、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40年了。今天，束沛德写下怀念文章，行文中，对他一向敬重革命老战士、文学家升起一缕深切的怀念之情。

　　“老马可要识途哦！”

　　束沛德

　　著名诗人、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

　　第一次见到雪峰，是建国之初在复旦大学校园里。那时我读新闻系，选修了中文系许杰先生的“文学批评”、唐弢先生的“现代散文诗歌”，原本也想选修兼职教授冯雪峰的“文艺理论”，因为报名晚了，未能如愿，只好旁听。尽管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当年雪峰讲授“文艺理论”的生动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教室里座无虚席，慕名而来的有时得站在教室旮旯里或趴在窗户上旁听。青年学子一个个凝神屏息地聆听雪峰用浓重的浙江义乌口音讲文学艺术的特征、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文学作品首先得是艺术品，然后才谈得上具有政治性、思想性，这个观点至今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真可说是一种缘分。1952年初冬时节，我跨进东总部胡同22号全国文协（作家协会前身）大门，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雪峰同志。当时作协党组成员有周扬、丁玲、冯雪峰、邵荃麟、萧三、沙汀六位。荃麟调来作协前，雪峰一度担任作协党组书记。我那时在作协创委会任秘书，兼任党组记录。这几位享誉文坛的党组成员，都是大忙人，白天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为了凑到一起开会，党组晚上加班开会是常有的事。搞文艺批判、政治运动，晚上开会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我常常在暮色苍茫中，站在东总部胡同22号作协大门口，迎候几位不在机关住的党组成员。最先迎来的往往是自喻为“笨鸟先飞”的雪峰同志。他不坐公家的车，从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或家里，独自步行到作协机关来。每逢寒风凛冽或雪花纷飞，他则会自己雇一辆人力车赶来。当我看到年过半百、面容清癯、衣着素朴的他，从人力车下来自掏腰包付车费时，不禁引起这样的感慨：按职务、级别，他是完全有资格让单位派车的呀，可他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毕竟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磨练的老干部啊，真是让人感佩。

　　我记得，1953年春夏之交，为了做好二次文代大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全国文协组织在京四十多位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荃麟因病缺席，由雪峰代为主持。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后我根据十四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雪峰对每个专题讨论的小结，综合整理成一篇八九千字的《记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道。在《作家通讯》刊出前，我恳切地希望雪峰同志过目，他一再表示：“不用看了，你很细致，我相信不会有多少差错的。”他对年轻人的放手信用，我至今铭记在心。后来，我从《文艺报》上读到他写的《英雄和群众及其它》。这篇文章是他根据在学习会上的几次小结写成的，文中论述的英雄和群众、典型化并非“理想化”、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关于党性、关于讽刺等，都是学习会上集中讨论、存有争议或认识还不够深透的问题。雪峰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作了针对性很强、富有真知灼见的回答。这篇条分缕析、说理透辟的文章，比起我写的那篇学习情况报道来，在理论的系统化、深刻性、说服力上，真可说是有天壤之别。我由衷佩服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的智慧和才情；同时也激起我在思想、理论、业务上进一步学习提高的热情。

　　1953年召开第二次文代大会，据林默涵说，原来准备请胡乔木同志作报告；后来毛主席说，还是由文艺界的同志来做为好。开头，冯雪峰接受了这一任务，起草出题为《关于创作和批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了当时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结果没有被采用。后来由周扬、茅盾分别在二次文代大会、文协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雪峰的报告被否定，不是偶然的，与他一贯坚守文学的基本品质、强调文学艺术特征分不开。1953、1954年间，在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他不止一次地对配合政治、赶任务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进行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对著名的非党作家配合政治任务、缺乏生活和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如《青年突击队》等，他也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予以批评，以至招来了“影响党与非党作家团结”的指责。

　　作为一个读者或文学工作者，我当时却不仅认同雪峰那鲜明的文艺观点，还十分赞赏他那倔强执拗的脾气、性格。

　　1954年可说是文艺界多事之秋。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在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按语中表现出来的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容忍依从和对于青年作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错误。作为《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公开发表文章《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就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后不久，雪峰心目中的良师诤友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与他谈过一次话。总理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对雪峰说：“二马先生，老马可要识途哦！”此时此刻，1927入党、对党怀着深厚感情、一直敬重总理的雪峰，怎么能不感到有负于党和人民，怀有“深刻的犯罪感”呢。老马识途，他又何尝愿意迷失方向，走上歧路。他是多么渴望引领文学队伍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啊！

　　批判《文艺报》错误后，冯雪峰不再担任主编。时隔不久，我也由于在反胡风斗争中遇到了“麻烦”，不再担任作协党组记录、秘书，从此也就无缘近距离接触雪峰同志了。

　　不久前，欣悉《冯雪峰全集》12卷问世。对我一向敬重的这位革命老战士、文学家，心中不由再次升起一缕深切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