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19） | 朱锋：美国右倾化拖累世界 中国需低调务实应变

　　★疫情危机造成中美关系中的“范式变化”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竞争战线不断扩大，中美关系正在进入全要素对抗的时代。

　　★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影响是长期、深远的，我们不能排除未来国际格局和体系变革出现局部倒退和冲突的风险。疫情不仅带来了“新变局”，更呼唤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新实践。

　　当前正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是人类遭遇的世纪性公共健康危机，也是现实世界迅速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危机态势，正在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主导的世界发展、稳定与和平进程，后疫情时代更将成为大国关系、世界经济版图和全球政治与社会生态持续出现重大调整的新时期。疫情对中国来说，既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艰难时刻，又是我们发展和崛起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和调整的新变局。

　　疫情正从四个方面 前所未有改变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提出了3年，新冠疫情就开始将世界和中国送进“大变局”。疫情正从以下四个方面，前所未有地改变世界：

　　首先，新冠疫情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造成了经济活动全要素停摆，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封城，经济活动中的消费需求被压缩到了仅有生活必需品供应，大部分产业和制造业都停摆了，资本流动也缺乏明确的投资流向。当经济活动中消费、供应和资本流动基本停顿，或者受到巨大限制，全球经济受到的打击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疫情究竟将带来什么样的全球经济衰退？目前争论还在持续。有人认为这将是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以后最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有人认为疫情经济危机要比大萧条更加严峻。当前，受疫情影响的多数欧美国家开始逐步进入开禁期，这是否会带来第二波疫情暴发？未来全球经济走向仍然取决于疫情走势和疫苗研发成果，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高居不下。

图说：疫情造成经济衰退，纽约街头很多店铺都在招租。GJ图

　　其次，新冠疫情使得大国战略竞争进入了全要素对抗的时代。新冠病毒这个给人类健康和安全带来共同威胁的敌人，原本应该促使中美团结抗疫，却危险地加剧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打压，持续紧张和对峙使得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朝野的反华“鹰派”利用疫情全力推进对中国的污名化进程，企图通过对中国的“追责”，来达到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让全球产业链与中国脱钩的目的。他们甚至把指责和攻击中国作为美国政府前期抗疫行动犹豫和失败的替罪羊，更是妄图把对华强硬和打压作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核心话题，为特朗普竞选连任铺路。疫情危机造成中美关系中的“范式变化”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竞争战线不断扩大，中美关系正在进入全要素对抗的时代。经济、军事、高科技、社会交往、人文交流、各自国内市场和政治治理体制，当然还有意识形态，两国的对抗都在进行。特朗普政府大肆“甩锅”中国，制造新冠病毒出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谎言，甚至扬言要重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美关系是否会因为疫情而走向新冷战？

　　再次，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冷战结束近30年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新激荡。冷战结束使得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实践全球化，这是市场要素配置的全球化，价值链和产业链结构性配置的全球化，也是各国政治和社会治理架构的全球化，重大的跨国家议题设置和应对上治理机制的全球化。疫情的暴发不仅打击了欧盟这样的地区治理机制，更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的狭隘民粹主义，以国际制度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受到了严重削弱。世界各国为了应对疫情危机，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正在出现重大的历史性调整，以强化政府干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新国家主义”在全球各地纷纷抬头。疫情让我们再度看到了政治思潮层面全球各国在实践操作上新的多元激荡。

　　最后，新冠疫情危机正在重塑全球舆情走向，造成前所未有的全球舆情“歇斯底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论在疫情期间再度兴起，全球化时代的相互开放、自由和以全球主义为导向的跨国家跨地区的社会性交往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和限制。这进一步引发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防范，主要国家遭遇的健康卫生危机受经济、民生和个人主义价值的冲击，社会和舆论领域内的情绪因素飙升，各国间的行为、价值和观念间相互警惕和防范的新战线正在形成。部分非洲国家和非盟提出了“中国歧视论”，多个欧洲国家媒体恫吓，它们和中国的关系“回不到过去”。

　　众多因素塑造变局 全球化必然现调整

　　除了新冠疫情之外，当代世界的诸多因素同样是“大变局”的重要塑造者。这些因素包括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4.0”、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以及全球多种政治思潮的起伏跌宕，它们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正在持续发酵和演变，将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版图正在面临重组的重大风险。

图说：特朗普政府代表白人民粹主义势力和政策主张 IC图

　　特朗普政府及其政策团队代表了当代美国政治史上罕见的白人民粹主义势力和政策主张，其“美国优先”的内政和外交理念颠覆了二战之后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通过强化美国太空、网络、低当量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系统的研发和装备，竭力提升美国所谓“不受挑战”的军事实力。在这个前提下，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通过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霸凌主义行动，想要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主张，重组国际贸易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则通过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分享责任”，退出诸多国际公约、双边裁军协定和维也纳外交领事公约等“退群”行动，企图按照美国执政团队的“鹰派”主张重组国际安全秩序。其结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战争可能性居高不下，委内瑞拉局势也令人担忧，中美关系更是在特朗普政府上任2年半的时间内出现了实质性的倒退。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极右主张在美国大有市场，他连任的可能性仍然不可低估。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已经碎片化，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战略正在成为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热衷民族主义、贬低国际责任的欧洲右翼势力显著抬头，在多个欧洲国家议会选举中选票大增。难以改变的英国“脱欧”进程也将实质性地打击欧盟的作用和地位。随着美欧等地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增加，以及多数穆斯林国家新的宗教保守主义倾向的加剧，世界政治中多个区域出现“泛伊斯兰化”现象，成为社会暴力难以抑制的新紧张因素。而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威胁正在借助新的技术和政治平台图谋壮大，三种势力仍是困扰各国和平与安宁的重大威胁。尤其是疫情危机时期，世界性的舆情和政情的情绪化因素将长时间持续。我们不仅要防止境外疫情对中国的“倒灌”，同样需要警惕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倒灌”。

　　全球化出现调整是必然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开放度在后疫情时代只会收缩不会扩大。特朗普政府蛮横坚持的对华“脱钩”、企图重新大规模调整全球供应链的做法，只会加剧疫情危机期间的经济衰退和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全球科技和创新产业、通信设备操作平台、技术标准和科技市场的全球分裂。美国政治持续的“右倾化”与美国国内正在兴起的以反华、疑华、恐华为导向的“新麦卡锡主义”和情绪，有可能把中国和世界拖入“新型大国对抗关系”的泥潭，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新冷战不是中国的选择，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问题是我们有退路吗？

　　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面对考验作好准备

　　全球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真实而严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和平接纳和欢迎中国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始终是支撑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条件。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 究竟将如何重塑和改变中国持续崛起所需要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外部环境？我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为此需要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

　　一是以民生、就业、内生型稳定发展为导向，尽快走出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低迷状态，追求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疫情并没有打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动力和路径，有利于继续激发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继续推进中国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中国经济能否尽快恢复和稳步发展，是在全球疫情挑战下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地位的关键。

　　二是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加速推进，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较量，即便在疫情期间也并没有弱化。中国强烈主张全世界合作抗疫、团结抗疫，并为全世界解决医护产品的疫情短缺提供了举足轻重的帮助。但疫情背后的地缘战略和价值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西方国家反而警惕中国利用疫情窗口期扩大国际影响力。疫情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有利于我们在国际比较中更好地借鉴国际治理和其他国家抗疫行动的积极成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让世界从疫情中真正了解中国、尊重中国和喜爱中国。

图说：6月1日，在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中国医疗专家组考察一所收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并捐赠医疗物资。新华社图

　　三是积极调整对外关系原有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及时、准确和科学地应对疫情危机给世界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变化。我们应采取必要的“战线收缩、确保重点、低调务实”等措施，集中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后疫情时代率先走出中国持续大国崛起的新路子。

　　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大变局”影响是长期、深远的，我们不能排除未来国际格局和体系变革出现局部倒退和冲突的风险。疫情不仅带来了“新变局”，更呼唤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新实践。我们需要继续坚定地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的工作，尽快适应疫情大变局时代的大国竞争和世界发展版图出现的新态势。我们必须具有全面、清晰与科学的“世界眼光”，更需要具备客观、理性与准确的“变局意识”。

　　人物简介：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同时担任外交部涉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与国际安全战略、中美军事与战略关系以及核不扩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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