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丨村委会“不管钱”了管什么？

孙绍波/画

姚丽萍/文

迄今，申城有1593个村民委员会。在人们的印象里，村委会要管的事，无所不包，管粮管钱还要管人。可这个世界变化快，时至今日，村委会的职能还是老样子吗？

目前，《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草案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村委会的职能，变了，从主管生产转向乡村基层的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

村委会职能转变，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嬗变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资产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何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资产变股权，让农民当股东。

这项改革，明晰了每个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集体资产由村民“共同共有”变为村民“按份共有”，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明晰了产权，改变了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开始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初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在申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明确目标是：到2017年，基本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乡镇级集体资产界定，积极开展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到2020年，本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应改尽改，确保全面完成；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明显推进。

伴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应运而生的，是“三会四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法人财产权、出资者所有权、出资者监督权、法人代理权。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要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民按份享有集体资产、参与经济管理，分享收益，解决长期因为土地征收、资产处置、财务和收益分配管理引发的社会矛盾，就必须从制度上遏制“小官巨贪”。“三会四权”，正是产权改革中保障改革成果的制衡机制，让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受益主体。

与“三会四权”密切相关的，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信息化平台，纳入全市管理网络，实行实时查询和监管，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闵行区最早建立了农村集体不动产公共招租平台，进一步规范租赁程序，防止低价出租的现象，不断提升产业形态。嘉定区对农村集体土地、物业出租进行监管，并建立了专门的监管平台，对出租年限、租赁价格、租赁收入到期未收、未及时录入三资监管平台等情况进行监管。

这些变化，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型监督机制得以建立。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如投资、经营、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都由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原来由少数干部掌控，乃至随意支配集体资产、监督缺位的状况，由此改变，“小官巨贪”也因此得以预防。同时，这些改变也有效地遏制因资产处置不公、收益分配不平等问题引发的上访现象，较好地化解了党群矛盾、干群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无论是“三会四权”，还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信息化平台，都让“钱的事”有了新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制度，这也为村委会从经济管理中抽身，实现职能转变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此后，村委会又将如何致力于乡村基层社会的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法规草案给出的思路是：开展农村社区民主协商。那么，谁来协商？协商什么？怎么协商？

法规草案第33条说：围绕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事项，村委会组织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驻村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非本村户籍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邀请政府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民主协商。

换言之，要协商的，是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来协商的，身份多样；协商方式，不拘一格。

就这样，在今后的日子里，村委会将依法转变角色，不管钱了，但身上的担子却不轻——乡村基层是否井然有序，村民自治是否充满活力，还要看村委会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