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 从上海滩到南昌城，党史军史一脉相通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提起南昌起义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这些响亮的名字。其实，许多曾经在上海战斗过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都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说：在南昌起义筹划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邓中夏（摄自龙华烈士纪念馆展图）。张龙 摄

从酝酿转入实施

南昌起义计划是在三次九江会议上提出并确定。史料记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第一次九江庐山会议。

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和李立三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并决定叶挺、贺龙部队于28日前赶到南昌。此时，中共中央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到南昌任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书记，指导前敌方面工作。

7月25日，周恩来离开武汉来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即第三次九江会议，会议决定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并由邓中夏去武汉将南昌起义的详细计划报告中央。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负责同志到达南昌，按照中央命令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

探索和推动革命发展

南昌起义爆发时，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迁往武汉，至同年9月下旬才回迁上海，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中共中央三次短暂迁离上海中的最后一次。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韩洪泉看来，可从三方面去理解上海与南昌起义的关系：

一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所起草的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即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虽与党直接创建军队、武装夺取政权并非同义，但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视已显端倪，并在此后继续发展；二是1921至1933年间，中共中央绝大多数时间驻扎上海，领导和指导全国革命斗争，因此南昌起义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有在上海工作和战斗的经历，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都是其代表者；三是南昌起义后，迁回上海的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各地武装斗争情况，探索和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1927年12月，中共中央致信朱德，要他与毛泽东所带领的农军联络，并对部队的行动方针作了部署。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民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此后，设在上海的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是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在指导各地武装斗争，加强党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推动红军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础。

“龙华烈士”光辉永存

在南昌起义筹划过程中，邓中夏、恽代英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今天，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就有邓中夏、恽代英革命事迹的展陈。

“1923年3月，邓中夏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北京迁回上海。4月，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总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聘请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教学。在我们馆中就收藏有邓中夏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部沈申甬说。

沈申甬说，邓中夏参加九江会议，直接推动领导了南昌起义。1931年9月，邓中夏被错误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他虽遭此打击，却毫无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埋头苦干。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之后，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牺牲时，年仅39岁。沈申甬说，“像1923年，恽代英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青年》；1926年2月，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办刊物《革命军》，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时，还编写《政治学概论》。”

南昌起义爆发前，张国焘赶到九江传达所谓“国际来电”，企图阻止起义，遭到恽代英等的强烈反对。南昌起义胜利后，恽代英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及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南昌起义之后，恽代英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中共六大后不久，1928年冬，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接任余泽鸿的秘书工作，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30年5月6日，恽代英被捕。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英勇就义。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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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南昌起义关联密切

上海市共产党的诞生地。从1921年至1933年，党中央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上海开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没有在上海直接指挥南昌起义，但上海与南昌起义以及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众多革命先驱在上海投身革命，龙华烈士邓中夏、恽代英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随后，他们又从上海出发，推动了全国各地的革命事业进入一次次高潮。

薛峰（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