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 | 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孙绍波/画

吴健/文

昨天，万众瞩目的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老科学家钱七虎和刘永坦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证书。摄像机镜头面前，红彤彤的证书大得几乎覆盖两位老人的上半身，也把他们映得满面红光——该奖可视作对他们一生奉献的总结。

两位专家都是“30后”，正是跨入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既有率先进入新社会的喜悦，更担起为国奉献的特殊责任。为什么“特殊”？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没有基本工业基础（产值不如小小的葡萄牙），科技人员更是奇缺。为了国家发展，必须有非常之策，青年服从国家安排，接受专业分配。“我没有因为是组织分配的，而减弱对专业的感情。”投身防护工程领域的钱七虎如是说。这绝非空话，我采访过多位与钱七虎、刘永坦同龄的“30后”科学家，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生的轨迹不可能全由自己把握，我们的教育是党、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个人利益与之冲突时，必须牺牲个人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员，这是党性纯不纯的问题”。

当年，专业由不得自己，学业与工作又很重。有位兵工专家回忆，自己分配到普通机械加军工专业，三年学普通机械知识，第四年学兵器基础知识，第五年就搞毕业设计，等于五年拿下两个理科专业，负担之重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可是“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来编织时间”的这代人（王蒙语），“干一行真的爱一行，要干得出息、干出辉煌，”一位老专家的日记里字迹清晰，“人生是短暂的，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在临终回顾过去时坦言，我没枉度此生。”

回到两位获奖者的事迹。钱七虎干了一辈子的防护工程，旨在提高军事技术装备使用效率，保障军队指挥稳定性，保护军民免遭敌兵器杀伤，这类工程具有四大优势——稳定、持续、有效、灵活，也因其敏感性，决定其会成为战时遭敌打击的重点，不夸张地说，他所构筑的是“国家壁垒”。从公开报道看，钱老长期从事抗核打击防护工程研究，不仅要抗住常规武器毁伤，更要抗住能产生光辐射、贯穿辐射、放射性沾染等效应的核武器。可以确认，仅利用中国区区45次核试验，钱七虎就做完外国同行要成百上千次核试验才能获得的东西，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战略工程派了“定心丸”。

刘永坦生于南京，一岁时，故乡遭到侵华日军大屠杀，尤其城破前，没有对空警戒的南京，犹如敞开的心脏，任由日机蹂躏，这让他在日后的雷达事业中更多了一份使命感。上世纪末，刘永坦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推出新体制的对海雷达。撇开一连串术语描述，我们可以用素描的图景介绍他的成就：雷达靠发射和接收电磁波来测定特定目标方位、角度和距离，而雷达接收的有用信号中总夹杂诸多无用或有害信号（如敌方干扰信号），这好比大合唱里的不合谐音符，对雷达产生迷惑和干扰作用，而要将其滤除掉，去伪存真，是需要拿出有普遍规律性的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法，刘永坦恰恰在这一方面站到国际领先位置。如今，中国雷达在世界上达到顶尖水平，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甚至给予“没有死角”的评价，这中间少不了刘永坦这样的科学家的长年奉献。

今天，我们讴歌钱七虎、刘永坦等科学家，不只为赞美，更不为争论昔日成才环境是否合适（这有点事后诸葛亮），而是如何从中汲取伟大的精神。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观察已是中国社会中坚的“千禧一代”青年：他们对国家的印象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不是1949年刚从废墟中赢得独立和自由的国家，社会财富已大大丰富，释放个性与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大大拓展。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名誉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看得更透，当代中国青年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与统一性，未被全球化削弱，却随着国家崛起而强化，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总能得到最高褒扬，成为社会风尚，诚如朗吉弩斯的名言：“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习主席多次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以钱七虎、刘永坦为代表的那一代科学家“犹如激光般方向性强，能量集中”，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事业中。人和人总会有差异，但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尽了责，就无愧于人生。曾感动中国的已故“30后”核专家林俊德总结的，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地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当年，他们获得民族解放、事业振兴的千载良机，刻苦努力，成就事业。站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加伟大的历史机遇就在面前，我们怎能不见贤思齐，奋发图强，毕竟“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