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丨数字治理，人文关怀是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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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丽萍/文

数字时代，非现场执法，不仅成为可能，更将成为常态。

一名摊贩，占道经营，非现场执法，固定证据，发出处罚通知；执法是否就此完成，执法本身又该接受怎样的法定约束？

上周，上海出台一系列与数字治理相关的地方立法，其中透露的信息是：数字治理，“数字”是工具，人文关怀才是底色。作为创制性立法，《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在系列数字治理立法中，很有代表性。

20年前，曾采访城管，听到最多的抱怨是，摊贩跨门营业、占道经营，好比打游击，城管来了就收摊，走了就出摊，要处罚，取证难。如今，非现场执法，来了，大家合法经营，谁也别想“打游击”。毕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收集、 固定违法事实，采用信息化方式进行违法行为告知、调查取证、文书送达、罚款收缴，操作起来，不仅快，通常也很准。

之所以说“通常”，就是个概率问题。非现场执法，大概率是又快又准，可要是出了小概率现象呢？

两位朋友，就遇见了非现场执法的小概率问题。一位朋友开车，不久接到罚单，说是被“电子警察”拍到开车不系安全带。这位朋友大呼冤枉，开车全程系着安全带啊。原来是人太胖，安全带“嵌”进了衣裳里，让“电子警察”看走了眼。另一位朋友，开车时候挠耳朵，“电子警察”以为这是在打电话。

这两件事，都是极端“小概率”事件，可也说明，非现场执法，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先进，也会有盲点。

那么，被冤枉了，怎么办呢？申述！一个共识是：通过非现场方式开展执法，要特别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保护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因此，立法特别明确，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设置指定处理窗口，采取信息化等方式为当事人陈述、申辩提供便利。

不仅要为方便申述，即便当事人的确违法，处罚也不是目的，劝阻教育，责令及时改正，才是必须。怎么劝阻教育？既是数字时代的“非现场执法”，执法者和违法者若非“面对面”，短信、语音电话，都好用。如果，违法者及时改正且违法行为轻微，那就依法不予处罚 。可见，即便执法方式、执法工具在变，行政执法的价值取向依然不忘初心——维护秩序，要靠规则；遵循规则，要靠敬畏；敬畏，并非因为制度严苛，而是因为制度设计本身“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数字时代，让数字治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度，最终凭借的，还是规则背后的人文底色。

因为这样的底色，也就不难理解，数字治理相关立法中，做好“内控”，防止信息泄露，一再出现，反复强调，无论国家大法还是地方立法。

那么，如何防止信息泄露？执法部门不得违法采集自然人的行踪轨迹、生物识别等敏感个人信息；制定信息数据保护规范，明确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查询权限和查询程序。同时，履行职责中，知悉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隐私或者商业秘密，执法人员应当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否则，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这种立法导向表明：数字时代，保护个人信息和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并行不悖。

试想，即便涉嫌触犯刑法，犯罪嫌疑人被法庭判决有罪之前，也仅仅是不能“被公开”的嫌疑人；遑论行政执法，保护当事人隐私，以及由此涉及的公民人格尊严，原本就是一种公序良俗。

这样的公序良俗，在数字时代，尤为必要——太过便利的数字传播，本身就对秩序、规则、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因此，从立法到执法，维护数字治理的人文价值，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由此，被呵护的，不止一名摊贩，更是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