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老夫妻活到95岁至少要130万是真的，但日本养老业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

　　“网上说，一对日本老夫妻如果活到95岁，需要130万人民币的资产，真的还是假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干部藤本勉想了半天，然后微微叹了口气：“好像还真是这样唉。”

　　昨天，CHINA AID 2019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自全球20个国家350余家企业参展。

　　在下午举行的“中日养老企业交流会”上，40家来自日本的养老服务机构与企业组团参会。

　　在养老服务领域，日本毫无疑问独步全球，但是能够感觉到，在日方代表在介绍这份“殊荣”时，无奈大于自豪。因为目前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没有之一。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市场拓展课课长代理藤本勉，说着一口还算不错的汉语，他今天的工作，就是帮助这四十家日本养老服务企业在上海拓展业务，寻求合作。

　　聊起日本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藤本课长向我证实了之前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一则传闻：如果一对日本老夫妻活到95岁，那么他们至少要有13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

　　在日本，没有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老人生活基本靠养老金。虽然日本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养老保险也非常发达。但实际情况是，如果一个日本老人65岁退休，光靠养老金只能维持非常基本的生活开销，想要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工作赚钱。

　　曾经去过日本，在大街小巷经常看到过年纪非常大的老人还在上班，开旅行车、出租车、在街头维持交通秩序，甚至在工地搬砖等等。

　　看着这些一头白发还兢兢业业的工作老人们，当时还以为他们是在家闲着无聊出来工作打发时间。藤本课长却告诉我，有的人的确是为了兴趣爱好，但大部分都是在赚钱养老，因为光靠退休金根本不够用。

　　寿命越长，养老金的缺口越大。在日本长命百岁，看来也不一定轻松愉快。

　　正聊着，正在进行主旨演讲的上海市民政局嘉宾的ppt上跳出了一组数字，截至2018年底，上海户籍人口60岁以上老人数量达到503万，占户籍人口的34％。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0%，将会超过日本，在2053年达到峰值35%。

　　在老龄化问题上，中日两国其实是难兄难弟，而且中国大有“后起直追”的趋势，有望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养老产业市场，这也是日本养老企业如此重视“上海老博会”的原因。

　　在E6展馆，日本轮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松永轮椅带来了他们全部的看家宝贝。

　　一堆价值数千元的“土豪轮椅”，看上去其貌不扬，没有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等花里胡哨的“科技加持”。

　　但若是细细查看，就能发现许多日系产品共有的特点：将以人为本做到极致，在细节上精细到无以复加。

　　材料，用的是航空级别的铝合金；把手和踏板，都可以被折叠，方便使用者从轮椅平移到床上；固定头部的装置，可以随意调节位置，为的是让那些完全无法动弹的使用者可以顺利插管进食。甚至还考虑到了照护者的使用体验，缓解照护工作对他们的身体损伤。

　　“我们在上海开厂已经快20年了，这些高端轮椅都是在上海生产的，以前主要面向日本本国市场。”

　　展位负者人告诉我，2000年后，日本实行介护保险制度，养老产业极速发展，为了节约成本扩大产能，松永轮椅把制造工厂开到了上海，主要为日本国内提供轮椅。现如今，上海人力成本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但永松轮椅并没有撤离的打算。

　　“我们在东南亚国家也有建厂，但在上海的工厂，不是说替代就能替代的。”展位负者人说，一家工厂不仅仅是一个厂，而是配套设施、基础建设、物流网络、市场口碑、关系人脉等等元素的聚合，在中国苦心经营了这么久，不可能轻易舍弃，而且东南亚国家除了劳动力成本，在其他领域和中国相比并无优势。

　　更重要的是，在养老服务领域，中国是除了日本之外最大的市场。而且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具备了购买高端养老辅具产品的意识和能力，花几千元买一台高端轮椅，现在对于许多市民而言并非难事，只要他们认为商品物超所值。

　　“今后上海将成为我们的高端产品生产基地，以及重要的拓展市场，过去不曾出现过机遇，如今已经看得见摸得着。”

　　除了硬件，许多日本养老服务机构也带来了他们的“软件”，日本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操作经验与规划设计。

　　藤本课长说，本次来沪的日本企业中，许多都是中小企业，很难在华大规模投入布局设点，所以更倾向于输入品牌与经验，与国内养老企业合作，将日式养老服务移植到中国。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今桥孝司，是日本一家专门进行认知症照护机构的负责人，已经在中国两座城市开展业务。

图说：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今桥孝司 新民晚报记者李一能 摄

　　日本曾经也将此病症称为“痴呆症”，后来觉得有侮辱贬损的含义，所以改名“认知症”，这一更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接受，并且传至中国，成为了当下官方用语。

　　今桥先生告诉我，在日本65岁以上老人中，每7个就有一个是认知症，照护这些老人成为了许多日本家庭的心头之痛，辞职在家专门照顾老人也大有人在。

　　为此，日本出现了许多专门照护认知症的养老机构，以9人为一个单元，称作“Grouphome”每个点位最多2个单元，提供小规模、精细化、专业化认知症照护服务。

　　今桥先生说，通过实践他们发现，专业的照护，将会延缓认知症发展的趋势，而不当看护，则会加重病情发展。

　　例如许多认知症老人都有怀疑东西被人偷窃的症状，正确的应对方式是不做辩解，缓解情绪，并建议一起寻找，而错误的方式是辩解甚至责怪，这会加深老人的不信任感与挫败感，使他们更不愿意与人交流，加重病情发展。

　　根据评估，认知症护工与老人最佳配比是1：3，也就是一个护工最多照护三个认知症老人，这就意味着认知症照护的费用要远远高于普通看护。

　　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设立了认知症床位，但提供专业认知症照护的机构还比较少，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日本政府对于认知症治疗看护有专门的资金补贴，加上各种保险，病患家属只需承担费用中的一小部分，这也是日本专业认知症照护机构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

　　金桥先生建议，除了政府部门考虑设立专项补贴资金外，还有两点经验值得分享：

　　首先要重视专业人才培训，认知症照护是专业性非常强的职业类别，在中国这一领域刚刚起步，“硬件”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软件”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

　　此外还要加大对于认知症的社会宣传，许多病症如果发现及时，在早期进行干预，可以延缓病程，但家属如果没有概念，把认知症误认为“老糊涂”，将会使得病情加重。

　　中国目前推行“9073”养老布局，由于机构养老资源不足，90%的老人将选择居家养老，而对于这部分老人中的认知症患者，应当思考如何为他们提供多身定制相关服务。

　　“在日本情况也是如此，而这些问题将是我们可以共同研究应对的方向。”

　　主旨发言结束，中日企业代表纷纷入座开始交流对接。我突然发现，正在会场里交流的中日双方代表，许多人自己也是满头白发垂垂老矣。

　　“别看我现在做这个行当，要是我父母得了认知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桥先生一边向我吐槽，一边一瘸一拐地步入人山人海的交流会场。

　　新民眼工作室 李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