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新凤霞

为新凤霞女士拍照较多。她不仅是名演员，同是作家、画家。因此我选了这幅她作画场景的照片。

我认识新凤霞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打一结识起，不论是通信、电话或见面，我都称她为新师母。那时，她已有多部回忆录问世，读者对她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颇有兴趣，我想为她与吴祖光出一本以家庭、亲情为中心的散文合集，纪念他们夫妇相濡以沫所度过的四十多个春秋的心路历程。新凤霞听完我的策划构想后十分兴奋，直说“太好了，太好了。”合集的文章，我请他们自选；他们伉俪却公推我代选。于是我有缘获得他们夫妇大量的赠书，以至罕见的海外版本。新凤霞在每本赠书上都签名，戏称我为“老弟”。我将初选的书目呈他们夫妇审正，并请为该书命名。吴祖光先生说他忙，正在为本书赶写序言，新凤霞说：“昌华同志，你就代劳吧。”却之不恭，只好从命。据我通读文稿后的印象，加之对他们的了解，觉得他俩的作品(当然含新凤霞的评剧代表作《刘巧儿》)、人品都有他人不可企及或曰独到之处，故将书名拟为《绝唱》，得到首肯。书出后，我专程进京，新凤霞见到《绝唱》装帧别致、印刷上乘，还配有他们夫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照，乐得直说“太棒了！”并对吴祖光说：“这是我出的第二十本书，是最漂亮的一本、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本。我们要多买一点送朋友!”

《绝唱》面世后，受到社会各层面读者的关注，特别是圈内人士的喜爱。出版社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有要求邮购的，有对作者表示敬意的，有询问新凤霞身体近况或热情提供治疗偏瘫良方的，大多由我代处了。直至1996岁末，还有若干封海外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是上海籍在美国攻读博士后的夫妇寄来的，洋洋数千言，谈他们人生的坎坷、在海外求学的艰辛，以及阅读《绝唱》后他们所得到的鼓舞和力量。我将此信转给新凤霞时附言说，因读者没有提出复信要求，以“公事公办”形式，由我代复算了。孰料，吴祖光先生来信告知，说新凤霞与他读了这封信都很感动，由他亲自给这位读者复了信。

新凤霞为人十分谦和，一点都不端架子。我喜欢听她说自个儿的说不尽的故事。去时总见新凤霞或写作或画画或坐在沙发上休息。不论在干什么，手杖总靠在她最便取的椅背上或书橱的把手上，身旁总放着一只白色的移动（子母机）电话。他们夫妇的朋友出奇的多，电话忙，接、传电话的总是她，或“祖光、祖光”喊个不停，或时不时地听到她那明亮的甜甜的带有戏剧对白韵味的“谢谢”、“再见”。我的一位同仁和他上小学的女儿以及他女儿的两个小同学，都很想看看“刘巧儿奶奶”，我带他们一起去看她。那天她正在画画，孩子们一见她便喊她奶奶，她高兴了，说：“远方来的小客人，先坐下，让我画上最后一笔。”我见她在画一棵长青藤和一串水灵灵的葡萄。她说，这是一家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请她画的。那天天很热，她左手残废，只能用一只右手作画，不时停下画笔，揩汗，样子很艰难，让人看了既钦佩又心酸。她收笔后，让我把画挂在书橱上，一边自我欣赏，一边请我提意见。我对国画是一窍不通，见她一只手画画太不方便，便劝她别太认真，别太难为自己了。她说：“那怎么好意思。人家看上咱才请咱的，咱不认真画，那不让人笑话？”我听了，脸不由一红。她随后说：“孩子们，来照个相吧。”孩子们有点怯生，不敢靠近她。她摇了摇拐杖说：“没关系，靠近点。”记得拍照时，为取书橱作背景，我站的位置较偏。她笑着用手指着下巴上略显松弛的肌肉，幽默地说：“扬长避短，劳驾您，过来点。”让我从正面来拍。

新凤霞虽然身残，但她热爱生活，时时不忘对美的追求。她极少出门，即使平时居家，也爱略施淡妆，衣着也讲究质地和色彩的亮丽。我是一个好多事者，本埠一些报刊界的朋友，常盯着我代他们向新凤霞约稿。只要我一提出，她从不拒绝，爽气地说：“我支持你的朋友。”如手头有新作，她准谦虚地说：“拿去看看吧，不够格，还给我。”还不忘抱歉一笑：“字写得不好，看了别笑话。”手边没有稿子时会说：“等着吧，写好了就给你。”有时还会叮嘱一句:“你别忘了，打电话来催。”

1998年4月13日，通往新凤霞的电话已经断线，再也听不到她那脆亮甘甜的“再见”声了。

新凤霞是陪同吴祖光作故土常州之旅时，猝然而逝，当属落叶归根，亦是“绝唱”。

我送一挽联，联曰：

亦艺亦文凤已成绝唱

为人为己霞落缀哀辞

（张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