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逢君开旧卷

上午，正被春日的阳光照得犯困，忽听得屋外有人叫门，隔窗看去，是我熟悉的那个邮递员。和往日不同，这次他递给我的并不是报社汇来的稿费，只是一个薄薄的、发自上海的平信。一边关门，我一边猜，会是谁呢？如今相熟的朋友不都是用电子邮件往来吗？

用剪子剪开信封之前，我端详了上面的字，蓝黑墨水，称呼上还加了同志，心中已有了八九分的数。果然，是欧阳清教授。

信封里并无信纸，仅仅有一页三天前的《新民晚报》。我马上把电话拨到了上海：“欧阳教授，感谢啊，我正愁怎么跟报社说寄一份样报来呢！”电话的另一头是欧阳教授熟悉的声音：“我在新民上看到了你的文章，想必你在北京难得买到上海的报纸，让报社邮寄，又会给人家添麻烦，所以就到邮局为你寄了份报。”听了这番话，我不知说些什么才能平静我的心。我仿佛看到这样的一幕——

一张折叠得平平整整的《新民晚报》被小心地装入信封，找到一位并不经常往来的编辑的地址也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再用钢笔工整地抄录下那些信息。对了，还有邮票，虽然不需要太多的钱，但这得跑趟邮局才成，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步行到了邮局，认真地用胶水封上信封，贴牢邮票，然后把成品投进邮筒。我计算过，即使邮局近在咫尺，这全部的动作至少也需要耗时大约一个钟头。我实在想不出，我于欧阳教授那里是如何修到这样的情谊的。

和欧阳教授相识已有十年，当时是因为邀请他撰写一本书而有了来往。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来往很多也仅限于电话，和欧阳教授也不例外。直到2010年为了带女儿逛世博会，去了趟上海，闲暇之余，突发奇想，何不去拜会一下欧阳教授？

欧阳教授已是耄耋之年。生怕十二岁的女儿顽皮，出租车上，我特地叮嘱一番：“欧阳爷爷可是很有名的教授，与李岚清爷爷是同窗，可不敢随性讲话的。”想必是女儿听进了我的话，席间乖巧异常，居然把平日忌食的土豆沙拉吃得一干二净，搞得欧阳夫人以为她爱吃沙拉，一见她吃完，马上就添上一碟。临行前，他们还特地要女儿把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写在一个记事本上留作纪念。

告辞时我请两位老人在家门留步，可欧阳老师却执意相送，下了楼，还一定要我和女儿乘公交车，我会意他怕我打车破费，便听了他的话，乖乖上车。因为是起点站，车并没有马上启动，他探进半个身子和我们道别，之后才转身离开，刚走了大约五步远，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了几枚硬币。看到他要把那些硬币给我，我赶忙掏出钱包回应，让他放心。这个情景使我联想到了我的姥爷。自此，每到上海，欧阳老师的家便成了我必到的地方。

那冬，碰巧和女儿同行上海，拜访欧阳教授夫妇无疑会被列进日程。一落座，招待我们的不仅是欧阳夫人准备的丰盛茶点，还有那个记事本，当我惊奇地接过本子时，页码已经被欧阳教授翻到了女儿当年写下小诗的那一页。此时的我，脑袋里只有一句话：原来人心就是这么被收买的呀！遇到这样的作者，做编辑常讲的那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委屈话，恐怕是再难说出口了。（乔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