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乎文哉：纪念从周先生百年诞辰

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以工科闻名的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正是少有的“郁郁乎文哉”的老夫子。他的成就称得上“郁郁葱葱”，丰富多彩。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而尤以对园林的独到见解和建树闻名于世。从周先生比我大将近20岁，是尊敬的师长。那时我家四个人，除我之外，三个是学建筑的，都是陈先生直接或间接的学生。我学的是建筑结构，对陈先生的专业，是隔行，只能从点滴往事中“朝花夕拾”吧。

和老夫子的渊源，开始于世交。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陈先生从圣约翰转到同济建筑系教中国建筑史，我父亲余上沅先生则从沪江大学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中国新文学史。我不知道细节，反正他们认识了。从周先生又比我父亲小约20岁。陈先生和我的父母，也是忘年之交。陈先生第一篇作品是《徐志摩年谱》，陈师母是志摩先生的亲戚。而早在上世纪20年代，家父担任新月书店经理，和同属“新月派”的徐志摩是过往甚密的好友。而母亲和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是闺蜜，母亲曾经帮张幼仪的“云裳公司”设计过服装。“文革”后，她们都是耄耋老人，张幼仪远在纽约，还和我母亲有书信往来。从周先生编《徐志摩年谱》，和张幼仪母子常有联系。

1967年，我分到一间住宅，在同济新村村二楼。从周先生家住村四楼，只是一步之遥。那时孩子小，母亲常来帮忙，也就顺便到陈家和他们夫妇，尤其是和陈师母聊天。母亲陈衡粹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师大，长期在复兴、市西中学教语文，和青年交往颇有经验，陈先生的儿子陈丰和她特别投缘。我下班回家，多次见到陈丰和我的老母亲谈得很投机。1987年，陈丰在洛杉矶读书之余，在旅店打工，被一个不肯付账的“老墨”刺死。那时年已86岁高龄的我母亲，悲伤不能自已。陈先生的《苏州园林》曾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而其责任编辑，是我的五姨母陈鹂。陈鹂夫妇都是昆曲的资深“票友”，抗战时期曾与张充和等组织“曲会”，从周先生也是个昆曲行家。记得有一次五姨从北京来沪到我家，我陪她去拜望陈先生，他们的话题却是昆曲。

陈先生和我工作上的往来，是在1984年春我奉命组建同济大学出版社之后。出版社白手起家，我们想先打响几炮。记得选了发行量大的“工程画”和“高等数学”教材，又看准了有同济特色的《说园》。为了这本书，我们出版社草创时期的几个人，可谓倾尽全力。那时出版社在同济南楼四楼。老夫子差不多每天来商谈。封面提了好几个方案，最后选定还是成功的。和陈先生商定，中文是直排的手写楷书，而又有横排的英文译文。我们决定，中文封面由左向右翻，而反过来，英文封面由右向左翻。一本书，两个正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大胆尝试吧。“说园”在出版社成立后几个月出版，是同济出版社至今所出六千余种图书的开路先锋和里程碑。那时我坚持把出版社社长的职务作为兼职，仍然继续搞教学和科研。所以只有上午去出版社上班。陈先生差不多每天上午也来出版社坐一会。他情商高、知识广、敢直言，受到出版社全体同仁的欢迎。他嫉恶如仇，每见不平，常提出尖锐、中肯而又幽默的批评。除了教研室，出版社大概是陈先生最爱勾留之处了。后来，《书带集》《帘青集》《随宜集》《春苔集》等相继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可以看出他和同济出版社的渊源。直到今天从周先生的著作还由同济出版社一再重版，成了一个拳头品牌。

陈先生自称“万卷户”。他下笔若有神，画的花鸟富有诗意。他作画，从不收费。经常为同济外办提供赠送外国友人的礼品。而且，同济同仁问他索画，有求必应。同济新村许多人家，几乎家家都挂他的画。我虽然常到他家，却从未开口索画。1978年，从周先生应贝聿铭先生邀请，去为美国纽约建设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园林“明轩”把关，这是按苏州网师园的“殿春簃”设计的。1981年，我去美国出差，是为同济购买我国第一台地震模拟振动台，并讨论我负责的振动台基础设计。陈先生知道我们会经过纽约，就建议我去看看刚开放不久的“明轩”，我们真的去了，在大洋彼岸见到苏州园林，感到特别亲切和自豪。我从美国回来，陈先生赠我一幅兰花，上题“偷得浮生半日闲”。后来我去德国之前，先生又赐我几幅画在白绢上的花鸟，弥足珍贵。

从周先生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也是为人厚道的老夫子。他去世后，留下大量著作，尤为珍贵的是，江南园林处处留下他的足迹和影响。我们说园林是“非物质遗产”，在过分“物质化”的今天，就更要强调它的“非物质”特性，理解园林和诗、画、昆曲、情操的内在联系，这就要重读从周先生的著作，理解和发扬他的主张。是为祭。（余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