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购上海货

那些年，上海产品，小到蛤蛎油、百雀羚和香肥皂，中到服装鞋帽、床单毛毯，大到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可以说每一样都是全国人民的最爱。可是国家施行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像皖南山区一些小县城里的百货公司来说，一年里也难得调配到一两件上海货。当时县城里有许多像我一样被学校分配来此工作的上海人，我的一些同事和邻居便近水楼台，每到年终，纷纷来央求我探亲期间帮他们代购一些上海生产的日用品。

一开始我代购的商品只限于不需要凭票购买的雪花膏、百雀羚、药皂、女式半高帮雨靴、解放鞋和节约领，还有一元二角一斤的什锦水果糖等，后来得知上海的牙膏是可以用废牙膏皮换购的，于是大家就在平时将废牙膏皮攒着，等到我回上海前交给我。再后来，又打听到皖南山区和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几个小镇上，安徽的粮票、布票是可以和江浙的粮票、布票通用的，而江苏的粮票和浙江的布票也可在上海使用，于是就想方设法去两省交界处的小镇上去换票，好让我去代购糕点和衣服、布料、床单等。

由于每次托我代购的人员较多，货品又杂，为防出错，我将每人的姓名、代购物的品名、数量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以便代购时可按图索骥；代购时还将货品的单价一一记下，等到交差时照实银货两讫。由于每次代购的数量多，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麻烦。有一次我一连几天在家门口的一家食品店购买什锦糖果（不凭票但限购），营业员怀疑我是投机倒把，欲报告派出所。危急时刻，遇上了几位前来购物的老邻居，由他们证明，我买糖是为了招待乡下来的亲戚，这才让我脱险。为避嫌，后来我便学乖了，每次只在一家商店购买少量的物品，然后换一家再买。

往回搬运时，同样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险情。

那年我带着两只装满代购物品的大号旅行袋回皖南，途中在江苏溧阳转车。因未赶上开往皖南的长途汽车，身边又没有单位开的住旅馆用的介绍信，所以就只能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了。半夜时分，突然来了一帮头戴柳条帽、手拿长铁棍的纠察队员。一名纠察队员在查验我的工作证时，另一名的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那两只旅行袋，命令我打开。这下还了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小县城里难得一见的上海货，而且数量之多，简直可以开一家百货公司了。他们断定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将我带到指挥部接受调查。

我被他们关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天亮时，一名纠察队员进来递给我几张纸和一支笔，要我写悔过书。为了蒙混过关，尽早脱身，我“狠狠地”将自己“责骂”了一顿，并“发誓”要“改过自新”。纠察队员颠过来倒过去看后，其中一个突然发话：“念你是初犯，又真心坦白了，所以我们决定对你从宽处理，放你出去，但东西全部没收。”我的脑袋一下子“嗡”了起来，站着一动不动。半晌，一名纠察队员走过来喝道：“怎么？不想走啊！”我这才缓缓转身默默地朝门外走去。

走到街上，冬日的阳光虽没有夏日里那般刚烈，却依然刺眼，让我无法睁开——我怕看到路人向我投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更怕回单位后无法面对同事、邻居。事后，好在他们都还通情达理，与我共同分担了货物被没收后带来的损失。

自此事件后，我好几次痛下决心，再也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代购了，可每一次总挡不住软磨硬泡，最后不得不妥协，只不过采取了一点“限购”的措施，以防重韬覆辙。

这样的代购直到改革开放才彻底停歇。

如今，虽说只要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可以立马有快递送货上门，可一些老同事、老邻居只要一说到当年托我代购之事，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更津津乐道着在使用上海货的过程中给他们带来的那种引领时尚的“风光”和上海老字号品牌的质量。前一阵我上一位老同事家去串门，她指着床上铺着的一条毛毯说：“小周师傅啊，这条凤凰牌羊毛毯还是你当年替我从上海买回来的，一直用到现在，还完好如初，质量好啊！”话语中有对上海老字号品牌的赞美，也有对我当年不辞辛苦地“冒险”的感谢，当然也少不了对上海品牌的祝愿——能像当年一样，成为时尚的标志，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向往。（周钰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