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之交君子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清晨，我刚起床不久，外面进来一个人，像旋风一样进入我家。我一看是黎丁！惊喜之余，请他坐下叙谈，他照例不坐，显然不准备久留。我也就顺着他，两个人都站着说话。每次又都说得不少，说得很开心。

他说刚刚冬泳完了过来看看我。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我说你这么大冬天，你这么大年纪还冬泳，受得了吗？我们连少穿一件衣服都不行！他说没问题，我每年都冬泳，特别舒服！他边说边笑，边张开双臂活动了几下，显得非常自信和快乐，表示他已经很适应很习惯了。后来听说，他还被评为北京市的冬泳明星呢！

黎丁是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时的老同事，也是前辈资深的老编辑，一向对他很敬重。他个儿高，身板直挺，留着像是怒发冲冠的寸头，一口不易听懂的福建普通话。冬天时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围着围巾。精神矍铄，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漾着笑意。我到报社工作期间正是“文革”后期和“文革”后，人事关系比较复杂难处，但从未听到哪个人对他有过半点非议。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但又明辨是非，遇事主持公道，所以人缘特别好，无论老小都喊他“老黎丁”。

我在九十年代初离开工作岗位，因为比较突然，引起很多朋友关心。但也有疏远的。黎丁在与我共事时从未到过我家，这时他却隔些日子就会来访，许多年来一直如此。我心里尤其感到温暖。我了解他就是这么个脾性。有一次曾与他说起老舍的死，他说就在老舍死前几天，他还到老舍家去看望过。让我感动的是，在那样的气氛中，他却还照常到老舍家去看望。这样的友谊情义，在那时是多么可贵，对老舍该会有多大的安慰！报社同事们都知道黎丁与文艺界的许多文化名人、作家有广泛的联系，因为他的实在诚恳博得人们的信任。他自己却总是“公事公办”，从不因此掺和什么私事。就像到我家来带来了友情，却又站着说话，说了一会，又像一阵风走了。不喝一杯茶，不吃一顿饭，更不说别的了！我相信他去老舍家也是这样，单纯而充满真诚的友情！尤其在对方处于逆境的时候，他更是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善良。

我在报社工作时，有一次曾与他谈起巴金。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巴金的处境很恶劣。我悄悄地对他说，自己曾去看望过巴金。他马上兴致勃勃地说：“嗨！我早就与他有联系。”我开始有点不大相信，因为那时用巴金的话来说：马路上遇到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以前他家里常常访客盈门，高朋满座；现在门前冷落无人上门。黎丁怎么会与他有交往呢？

黎丁也悄悄地说，他早在1973年1月就曾给巴金写信问候，还把北京文学界一些朋友情况告诉巴金，使巴金非常感动。那时许多朋友私下很惦记巴金，苦于得不到确切的消息。黎丁得了巴金回信就将巴金的遭遇传告给有关的朋友们。接着巴金的十一妹李瑞珏到北京还受到黎丁全家盛情款待。“文革”后期三四年间他们一直保持联系。黎丁写给巴金至少有十四五封甚至更多的信。黎丁与巴金还有另一层关系：早年他在泉州平民中学读书时，他的老师叶非英是巴金早年非常要好非常敬重的朋友。巴金三次到泉州，与平民中学、黎明中学关系极深，许多学生受到过巴金的亲炙教诲。由于这个原因，巴金应是他的老师辈，在抗战前1936年就认识了。巴金对黎丁也格外关心。有一段时间，黎丁好打牌，巴金还在信中规劝他。黎丁说，巴金写信总是称呼他“黎丁兄”，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一次巴金到北京开会后住在前门饭店，正好在报社对面。我和黎丁、乔福山一起去看望巴金父女，还送他们上火车。黎丁那种落落大方、不露痕迹的样子，一点看不出他与巴金有着很深的交情。

大概很少有人能像黎丁那样在“文革”期间和这些处境险恶的文化人保持这样广泛的联系。他和沈从文、唐弢、叶圣陶、茅盾……都若无其事常去走动看望。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当他们复出后情况正常了，他也并不去凑热闹。

也是在“文革”刚结束，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一时洛阳纸贵，大受欢迎。我之前没有与姚接触过，就请黎丁陪我去姚老家拜访，请姚写稿。姚雪垠与黎丁熟识，但他还很谨慎，觉得自己还不宜多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茅盾曾给他写了许多次信，谈论《李自成》的得失，认为非常精彩。他还把一大沓茅公的原信给我们看。我看到茅公写的洋洋洒洒成千上万字漂亮的墨宝几乎要惊叫出来。同样，黎丁和茅盾熟识。我很早因工作到过茅盾家两次，已是“文革”前的事了，那时他还住在东四头条胡同的一个小楼里。所以我与黎丁商量又一起去茅盾家征求同意发表这些书信。茅盾已有十多年没有发表过作品。他开始也不大相信他可以公开发表作品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中国首席大作家“文革”后用“茅盾”的笔名第一次亮相。那天的光明日报成了抢手货。我又一次看到黎丁在这些他熟悉的名人朋友面前不卑不亢、心地磊落的情景，也从不借此炫耀自己。心里好生钦佩他。

黎丁为人朴素无华。我觉得他处世有君子之风，与人相交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今人再觅这样的风度，难矣！（陈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