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

很多年前，有一次在“小绍兴”饭店便餐，邻桌一对母子，面对一盘白斩鸡，没有别的菜。儿子十七八岁，顾自举箸大啖。母亲低眉端坐，用筷子挑拣最好的肉块夹到儿子碗里，自己一口都没吃。

母亲做成这样，孩子被宠坏是一定的，彼时我想。然而等他们吃完，那孩子抬起头，面容完整暴露于我视线，典型的“唐氏儿”。母亲牵着儿子的手出饭店，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可能因为吃的欲望得到满足，步态雀跃。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自然没有孩子，观察邻桌母子吃饭，好奇心使然。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偶尔想起那场景，会忽然心痛。

2010年，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明亮的大厅里，二十岁青年高智宁坐在三角钢琴前，《土耳其进行曲》在他的手指间飞流直下。他的智力水平停留在三岁，永远不会长大，但他拥有钢琴10级证书，他可以演奏无数首世界名曲，他是一个“雨人”。他的父亲站在台侧，全程注视着台上沉着演奏的年轻人。每一次出行，每一场表演，这个中年男人都要成为“雨人”的附体。他是雨人的生活，雨人是他的舞台。

生命阳光馆有一个盲人体验项目，因为采访，我也体验了一回。工作人员带我进去时，我是睁大着眼睛的，可是在我踏入那扇门的一瞬间，我发现，我已身陷无边无际的黑暗。现代人似乎无从体会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没有灯光的夜晚，也有星光和月光，我们总能凭着依稀的形和影而有所参照。可是在盲人体验区，没有任何参照。我站在原地，不敢跨出一小步，感觉，往前一步就是深渊。当时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什么是“黑洞”，什么是“盲”。

然后，工作人员提醒我，你伸出左手。左手探出，立即触到一个墙体，天哪！我以为四周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身在无依无靠的黑洞中，没想到一抬手我就能扶到墙。可是在那种绝对的黑暗中，连伸一下手都是恐怖的，因为脑中充满不确定以及不可控的危机感。接下去，我就扶着墙，极其小心地迈步，抬起脚，探索着往前，感觉前面的任何一步都会踏空，因为我不知道前方、四周到底有什么，或者没什么。是的，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一个睁眼瞎。

忽然听到呼喊声，吆喝声，皮球的撞击声。工作人员开启一盏灯，星光般微弱，可依然让我立即分辨出，右边两米处，布网拦起来的小球场上，一群少年在星光下踢球，他们，全部是盲人。他们听着球飞来飞去的风声，听着伙伴们相互的吆喝声，传球、射门，守门员扑住了球……

从“黑洞”里出来，重返光明，我忽然有种死而复生的后怕，倘若在那样的黑暗中，我想，我是活不下去的。可是那些盲孩子，他们可以把一场球踢得那样风生水起，还有，那些智障孩子，他们怎样体会悲欢与冷暖，又怎样表达自己的内心？我们无从获知他们的世界，或者说，他们活在另一个星球，是不是，我们永远都无法走进他们脑中的黑洞，抑或心灵的黑洞？我忽然有种冲动，我想要了解那些活在另一个星球的人，他们如何了解彼此，又如何懂得彼此？

去阳光学校采访，进教室听课，靠后排就坐。走廊左边是一位高个儿小伙子，从我落座开始，他连续三次挪动椅子，朝着我的方向，越过走廊，向我慢慢靠近。在离我一拳之隔时，他突然面色绯红、轻启嘴唇：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他准备把自己介绍给我认识，他的智商停留在七岁，但是，身体的本能驱使他向一名成年女性靠近。阳光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母亲要带他去相亲，对方，是一个聋哑女孩。母亲说，再不给他找个女人，要出事了。

老人喜欢对小孩说这样的话：等你长大了，娶了媳妇，别忘了娘。

光长大是不够的，还要成人，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那么，什么才是“成人”？是一个衡量道德水平的尺度标准，还是一种身体需求的描述？法律理性而又冰冷，它规定了一些没有权利“成人”的人，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是，只有母亲知道，她的儿，要成人。

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病人，是为帮助他们，解决困境，给予关爱。然而，病已存在，甚或永远无法消除，那我们要如何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也许，所有人都把他们当病人的时候，父母是最不愿意把他们当病人的人，或者，父母，就是人群中少有的那几个试图走进另一个星球的人。

那个带儿子去小绍兴吃一盘白斩鸡的母亲，莫名想起她，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我是做母亲的，我想，我大概懂一点点为人父母的心。（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