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之外，还有许多中国本土设计师值得追忆

邬达克的名字如雷贯耳，几乎成为上海30年代建筑设计的标杆和代名词。各种研究书籍和纪念活动层出不穷，邬达克故居也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民间纪念馆。邬迷更不在少数。

邬达克对上海建筑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想求教于邬达克的研究者。邬达克从1918年到1947年，一共在沪29年，现在列于其名下的建筑有100多幢，有其在克利洋行打工时的杰作，更多的是邬达克建筑设计师事务所的作品，当然都有事务所的图签甚至邬本人的签名，但由于对其事务所究竟如何运作我们还缺乏研究，所以这些建筑作品多少是邬达克本人亲为、多少是主导设计，多少是挂名之作，多少是驳样翻版，可能还是有些差别的。

无疑，邬达克的个人品牌塑造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他至今矗立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现代标志性建筑成为上海人心目中永远的经典记忆。对邬达克的地位我无意说三道四。但是我们在承认邬达克成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同时代的建筑师群体，比如设计了外滩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沙逊大厦的威尔逊和公和洋行，以及设计了法国球场总会（今花园饭店）、培文、淮海、麦琪公寓等共66处可考著名建筑的法国设计师赉安和赉安公司，只不过建筑完成后，赉安不喜欢个人署名，而喜欢和赉安公司的另两位合作伙伴韦什尔、克鲁兹共用缩写字母“LVK”来签名而已。

更不应该忘记的是：与这些外国设计师同时代，上海的舞台还诞生了很多非常杰出的本土设计师，这是绝不应该被轻易忘怀的，比如主持规划设计整个江湾地区“大上海计划”的董大酉，设计我工作单位所在严同春宅的林瑞骥，而在我重点研究的愚园路上，主要的建筑几乎都为中国设计师所为：有设计百乐门舞厅的杨锡镠（本土培养）、设计王伯群住宅的柳士英（留日归国）、设计愚谷邨和涌泉坊的杨润玉、杨元麟和周济之，设计四明别墅的黄元吉、设计渔光邨的李英年、设计荣氏锦园的赵琛（留美归国），设计沪西别墅的黄迈士，设计万荣邨的卓文扬，当年康有为的游存庐想来应该也是本土设计师的杰作，更让我明白了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不仅没有缺位，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对他们为上海这座城市面貌改变而作出的贡献，实在是了解太少，应该有一部专门的著作为他们立碑。

而在邬达克的盛名背后，也不能忘记一个中国建筑设计师的名字，他叫虞曰镇，毕业于香港美尔顿大学建筑系后，进入邬达克建筑事务所任助理工程师，参与了国际饭店的设计，后加盟华盖建筑事务所，最后自立门户成立了有巢建筑师事务所。

这些中国建筑设计师的名字在业内并不陌生，只是因为没有深入地挖掘和研究，在社会上还不为人熟知。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中西文化交汇的年代，因此出现了许多中西合璧的所谓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很多建筑外立面是当时领世界潮流的阿黛克风格，内涵却是四世同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我们说江南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一句虚言，许多看似西式风格的建筑却有着江南的园林，西洋的彩色玻璃可以和中式的佛堂祖屋并存，这是因为来自江南大地的富商巨贾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们作为出钱的业主，审美趣味并不能逃脱中国传统士绅的范畴，自然，为他们服务的本土设计师也就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当然，他们的内心也会自然而然地恪守一份家国情怀，即便像百乐门这样的建筑，也洋溢着当时出于民族情绪的“国货”观念，除非没有，都尽可能用本土生产的材料。

开放带来了海纳百川的丰富性。这对中外设计师都是公平的。要感谢上海，即便是邬达克这样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来上海之前和之后，也都阒寂无名。是上海的舞台成就了他的倾世才华。

这是他对今天的启示。（徐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