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作歌吟荡气回

梅雨连天，潮气遍地，体感极度不适。每年如此。正想着现在如此，老来何堪，忽传来了元章先生归去的消息。

就在今年春节，我去叶家拜年。元章先生九八之龄，照样神清气爽，健谈善论，百岁大寿似乎指日可待。谈及上海诗词学会准备为他开研讨会的事，元章先生取笔展纸，用细若绿豆的字开出一批专家名单，又说若经费不足，可减少与会人数和会期，但一定要确保会议质量，尤其是学术含量。我一面听，一面想起他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至今都写信或致电向学会提建议。作为上海诗词学会的顾问，他也多次写信给我，说各地诗词学会大多重创作轻理论，重活动轻研讨，久而导致思想者匮乏，笔杆子稀缺，空负学会之名，实乃一般诗社而已。上海的情况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元章先生早年研究经济，后在多所院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研，深知理论于实践的重要性，故而强调“唯有狠抓理论创新，方能提高创作质量”。此话尖锐且反复强调，不仅戳中了本会的短板，更击中了几乎所有“学会”乃至“协会”“联合会”的软肋。原因十分明显，创作活动简便易行且见效快，理论研究艰苦寂寞且历时长。

有话直说是人之初的天性，也是社会之初的状态。文明与非文明的交替、道德和非道德的变换，都会使这种天性和状态趋于消隐，直至缩成冰山一角，大体是没入海中的。在文明和道德社会，有话直说尽管可能令人不快，却也大致安全；但在非文明和非道德社会，岂止不够安全，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若既不愿说假话，也不敢说真话，那么沉默是惯常的选择。但元章先生是不会选择沉默的，何况正值四十二岁的盛年。

那时，元章先生在西宁的一家出版社任编辑。那时，社会上的一大流行便是在各类公共场所大肆书写和张贴“作品”。一日上班，他见众人围观一张社领导作的“七律”，便也凑过去看。看了就看了，千不合万不合说了句“这不是七律”，不久以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被逮捕，一关就是五年。元章先生有“一字一年牢”的诗句，便是此意。

元章先生的旧诗功底，来自庭训。这在百多年前是很普遍的。长期以来，在这个古老的大国里，诗书琴棋是文人的修业而非职业，是文人的底色而非涂色。狱中，元章先生在饱受错愕、愤怒、悲伤和迷惘的煎熬之后，终于定神开悟，居然诗兴大发，幼学在此时成了他明志遣怀、思古喻今、悲天悯人的载体。我以为诗中最富哲思和理趣者，是写历代才子文士一旦近了权贵，岂止不得开心颜，更是难有好下场。反观他自己无意间得罪了权贵，却由此永远地远离了权贵，目下虽惨，却免了将来的更惨和最惨。心中有了诗，笔下有了诗，元章先生几乎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和精神的升华，于是牢狱的归牢狱，心灵的归心灵；周遭依旧冰冷沉寂，内心已是温润丰泽，荡气回肠了。

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册，取名《九廻肠集》。元章先生对我说，这一百几十首是他最好的诗，随着出狱后生活的逐渐平稳，虽也写诗，却再也无法超越前作了。

元章先生暮年的一大快事，也因《九廻肠集》而起。有位学者读了诗集，专程造访与他深谈，此后出了一本著作，将他与吴昌硕、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等而视之。元章先生将此书赠我时，一边表示不敢克当，一边则对书中的论点表示欣赏。我读此书，感觉作者之意实为通过这些文人的旧诗，梳理他们在遭遇身心困厄时所走的相近心路历程，所选的相同表达方式，所寄托的相通人生追求，谓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还发现，这些文人的出身、专业、创作缘起及成就虽然各异，却一概在诗中取法乎上，以诗史上最高成就者如灵均史迁、陶令东坡为圭臬。这是大多数文人能从不同原点走到相同终点，殊途同归的捷径，既是旧诗创作思维使然，更是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人文思想使然。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将旧诗排除在外的，这到底是旧诗的遗憾还是文学史的损失，姑且不论。但正由于鲜为人知的原因，百多年来有大批的得益者和失意者，都将其当作了盛放自己或公开、或秘密的思想情感的容器，使后人足以编出一部融华丽与诡异、坦直与隐晦、理念与趣味于一体，极丰富极宏大的现当代旧诗史，并与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相比照和相参照。我以为元章先生的《九廻肠集》既有士大夫的高尚气节与情怀，又有现代人的权利意识及诉求，前者偏向独立，后者偏向自由。加上结构精严、思情真挚、文辞到位、风格沉郁，理应在现当代旧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位学者的著作出版于两年前。书中所列八人，元章先生是唯一的健在者。今年，就在这个梅雨季节，元章先生也归去了。我望着窗外漫天的梅雨，心想如此天气，于人自然不适，于学可能最宜，尤其是对编一部中国现当代旧诗史来说，恐怕没有比这种天气更适宜的了。正是——

愁肠九曲未堪哀，酝作歌吟荡气回。囹圄五年检旧作，诗词一史问新裁。秉心直语见风骨，倡理启人效竹梅。春尽闻他归去也，目盛梅雨酹千杯。（胡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