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灵堂里多的是挽联。吊唁者早早到场,背手绕场欣赏挽联,或摇头吟哦,或点头称是。追悼,往往是一次对联PK,一次披麻戴孝的雅集。
徐懋庸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一看就知道生前关系远近疏密,还有无法挽回误解的一声叹息。
那时的挽联,再伟大的人物,没有评价,只有精句。看官如果以为那是风雅人士所为,那咱挑个其他的人群。
蔡锷死后,风尘女小凤仙的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小凤仙无此才,当然有操刀弄墨者。
相比军人,军阀最烂,对吧?但吴佩孚五十寿,寿联至今不朽:“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呼风唤雨,横槊赋诗,舍我其谁,跃然纸上,相比之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些空乏,有些恋栈,又力不从心。目空一切的吴大帅见之大喜,赏大洋五千,受者乃凭借虚构“衣带诏”、广受华侨财礼的康有为。到了撰联者六十时,叶恭绰献寿联:“历劫不磨,度人间世;上寿无疆,为天下春”。为天下春?吹捧有些过了,寿者多辱。到了七十,弟子梁启超的寿联虽太过牛气,但也还算实事求是:“述先圣之玄德,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殇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那个时代,红白喜丧,必须赋以对联,没有文化包装,就是行尸走肉。但凡场面上兜得转,标配:“一手好字、两句联语、三两老酒、四季衣裳”。
改革开放后,外地城市还有撰联遗风。这些城市有个特点:外语还未流行,国语尚未流行,土话属于市民交际语。二十多年前,我经过汉口,在前进路上有家恒信商行,悬挂对联作幌子:“生生息息尔我均安,变通实物得实惠,我当成人之美;熙熙融融有无相济,盘活资产获资金,君解燃眉之急”。一看就知道这是近似当铺的融资机构。相比银行,当铺最俗,有了对联,就冠冕堂皇,光芒四射,令过往者驻足仰视,印象深刻。如今没了对联,多了倒着的福,相当于灵堂里的标语:永垂不朽。
三十多年前的春节,我到太原,家家户户挂春联,企业大楼的春联从楼顶垂下。出了城,路边的补胎修车行,也有对联:“抓贪官,除路霸,革命尚未成功;筑大桥、修通途,同志还需努力”,横批:补胎打气。俏皮中点出主业,至今不忘,这就是文化的美丽:《教我如何不想她》。
过去的挽联是创作,不仅字要好,还要内容好、立意巧、角度刁,敬献挽联入灵堂,好比参加盛会选时装,不能撞衫。请人代笔,好比参加婚礼,请裁缝做艳装,必须彰显个性。身材好的旗袍,年龄大的绣花,已发福的披风,头发稀的戴帽。倘若一式红袄,好比千篇一律的挽联,都是“永垂不朽”,那是风干腊肉!(李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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