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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零花钱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陈建兴     编辑:钱卫     2021-06-04 16:18 | |

  儿时的零花钱很少,可幸福感却从来不少。

  说起儿时的零花钱,那故事简直太多了。

  儿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工薪阶层,工资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又多病常住院,花去了家里不少钱。懂事的我不会伸手问父母要零花钱,因此,我是一个缺少零花钱的孩子,尴尬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一次早上随父亲去单位,下午父亲让我一个人先回家,当我上了13路电车时,才发现父亲忘了给我乘车钱。无奈,只得下车,从宝山路共和新路走回家,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家,母亲急得差点去派出所报案。那年,我只有10岁。

  我不想问父母要零花钱。父亲上班常常提前出门,乘几站车,再走几站路,为的是节约几分钱。我默默想着,一定自己想办法攒钱。

  还记得“第一桶金”,是与弄堂小伙伴晚上打着手电筒爬进中山公园,折根树枝到一棵棵树上寻觅知了蜕壳,够不到的就用树枝刮下来,一个晚上竟然可以捉到几十只,用书包装好,次日放学后卖给长宁路上的泰山堂中药房,得款两元多。我没有拿这笔辛苦钱去买吃买喝的,而是去曹家渡康美百货商店帮母亲买了一只崭新的铝制饭盒。因为,我看到母亲带饭的铝制饭盒已是“伤痕”累累,“瘪塘”无数了。晚上,母亲坐在竹椅上,手中拿着新饭盒默默地流泪。她没有说什么谢谢之类的话,只是吃晚饭的时候,净往我碗中搛菜。饭后,母亲拿出针线盒,用旧布为铝饭盒做了只布套。

  家里的鸡肫皮、橘子皮、乌贼鱼骨等我都会收集起来,晒干后卖到中药房去,还有牙膏皮、鸡毛、鸭毛、肉骨头卖到废品站去。这些钱父母亲是不要我上缴的,便成了我收入的一部分。对门煤球店的营业员邓阿姨也知道我是一个缺钱花的孩子,见我人高力气大,碰到有人要帮着搬、抬煤饼时,总会朝着我家喊,让我去帮人家,偶尔也能得到几分辛苦钱。这样的“差事”,每月总能有几次。

  那时,我想要买的东西很多:一本《新华字典》、一双白球鞋、一套大红的线衫线裤,还想买几本连环画……可零花钱少得可怜,几乎一件也买不成。更难受的是,每当经过弄堂口的烟纸店时,总会忍不住往店里那些坛坛罐罐多瞟几眼。“赤豆棒冰,四分一根。”听着那诱人的叫卖声,馋得口水直流,可咬咬牙还是转身离开。

  几乎所有的玩具我都是自制的。好不容易弄到一块木头,为了削“贱骨头(陀螺)”,差点被钢锯刀削掉了手指头。我也会用自行车废链条制成玩具小手枪,装上几根火柴头,能打出“啪啪”声,很受弄堂小伙伴的欢迎,他们会用自己的三毛球、乒乓球、连环画等与我交换小手枪。我还会用劳动车的轮胎皮和粗树杈自制弹皮弓,用棒冰棒叠成一只只知了和蝈蝈的笼子,有时竟然也能换来小伙伴几分甚至几角的零花钱,令我大喜过望。我非常不舍得用自己攒来的零花钱,能不花尽量不花,非得花时,也是算了又算。哪怕是想看“打仗片”电影了,也是星期天去买早早场票子,即早上七点左右开映的电影,比日常票要便宜一半左右。

  小学时,不少学期我的学费都是减免的。有时,与同学间发生口角,被人说成是不缴学费读书的人,让我既气馁又有点难为情。之后,每到开学前,我就会砸碎储蓄罐,把零花钱拿出来缴学费,还有多余,就重新买上一只储蓄罐,再买上几件文具。

  那时过“六一”,没有新衣服穿,也买不起玩具,连吃顿好吃的也是奢望。但学校都会组织庆祝会,唱歌、跳舞、朗诵,大家穿上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我们弄堂十几个孩子还会相约到中山公园,爬假山、跳山羊、撑老黄牛、捉迷藏、拗手劲、看小书、踢毽子、刮刮片、抽贱骨头、跳橡皮筋……留下很多乐趣和美好的回忆。

  儿时的零花钱很少,可幸福感却从来不少。(陈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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